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全面的施政才干的人才,是孔子德治路线贯彻的保证,而 “举贤才” 正是孔子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所采取的重要和有效的措施。它是孔子的政治主张之一,是其改革方案中重要的一条,也是其人才思想的集中体现。“人才” 一词始于汉代。王充 《论衡·累害》 中就有 “人才高下,不能钧同” 的说法。但我国古代对 “人才” 较为普遍的称呼是 “贤才” 或 “贤” “贤能”。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涉及人才的观点,而最早提出 “举贤才” 主张的是孔子。在 《论语·子路》 中记载有: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子路》)
上博简 《仲弓篇》 云:
仲弓曰:“敢问为政何先 (5b)……?” 曰:“雍,古之事君者,以忠与敬,唯其难也,汝惟以闻 [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 (21) 罪,政之始也。” 仲 (8a) 弓曰:“若夫老老慈动,既闻命矣。夫先有司为之如何?” 仲尼曰:“夫民安旧重举 (8b),……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7)。”[14]
晁福林先生认为,上一段 《子路》 文字即这段简文的简化。[15]而这段简文讨论的是为政的首要任务以及 “举贤才” 的问题。从内容上看,仲弓问为政的首务,而孔子回答是以忠与敬的态度 “事君” 是 “为政”最重要的任务。在这里笔者就不详述了。在此要谈的是孔子关于 “举贤才” 的主张。孔子认为之所以把选拔有关职司人员之事作为 “为政” 者的首务之一,是因为他们是和民众直接接触的人,与民众的利益直接相关。
“举贤” 不是周礼中原有的,而是以后出现的新事物。春秋初年,齐桓公实行 “三选” 法,“匹夫有善可得而举” (《国语·齐语》) 可以看作是举贤制度的开端。孔子要求 “复礼”,表明他并不彻底反对世袭制,但又赞成 “举贤”,人们自然会想到孔子本人出身低微,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想走政治改良的道路。孔子既熟悉历史,又与社会现实有广泛接触,他对贵族内部的腐朽性深有感触,为了振衰起蔽,他认定吸收平民参与政权,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于是设想用 “举贤” 来补充世袭制。按照周礼,政治权力的分配只能根据贵族宗法等级世袭制,范围限于贵族内部,叫做 “周道亲亲”,氏族贵族的血缘关系被奉为至上的原则。“举贤” 则是要突破贵族血缘的限制,向平民特别是 “士” 阶层开放政权。由 “亲亲” 到 “举贤” 是历史的重大发展,首先是政治权力分配上的重大变化。
孔子 “举贤才” 要求有四点:其一,德才兼备。孔子所说的 “贤才”,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这一思想,在他对弟子的教诲中多有反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颜渊》)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述而》) 其二,知人善任,不求全责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学而》) 如何知人?孔子认为:“听其言而观其行。” (《公冶长》) 对人才要注意平时言行的考察,也要在面临利害、遭遇事变的关键时刻,加以考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 其三,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孔子主张国君选拔人才要广开才路,不管亲疏,只问贤否。其四,荐贤者为最贤,蔽贤者有大过。孔子曰:“知贤,知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韩诗外传》) 孔子认为荐贤者是智、仁、义三者都具备者,为最贤的人。孔子 “举贤才” 思想实质上是倡导贤人政治,实行 “任人唯贤” 的用人路线。贤人政治主张的提出,是社会巨大变革在孔子思想上的反映,其基本观点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孔子主张荐举德才兼备的贤人,参与政治改革,推行德治。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对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史和选拔官吏的政策、制度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政治道德传统。
在 《史记·孔子世家》 中,两处有关孔子 “尚贤” 的考辨,可供更清晰地、多角度地分析理解孔子的 “举贤才” 思想。(www.xing528.com)
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 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史记·孔子世家》)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 “《孟子·万章》 云: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还认为:“古者狱中以黑索拘举罪人,百里奚食牛,未尝在狱。”[16]
这说明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国家的强弱是与举贤与否有着密切关系的,秦虽国小、处辟,但志大、举贤,就会成为强国。要注意孔子所举百里奚的例子,说明孔子的 “举贤才” 是不拘一格的,只要是贤才,即使卖身为奴,也要充分任用。这是对以往世卿世禄贵族政治的否定。孔子认为只有真正通过尚贤、举贤,才能广纳天下贤士,实施德治,使国家强盛。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 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 (《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会注考证》 引:“《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史公盖,以政在选臣四字易之。”[17]《集解》:包氏曰:“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 梁玉绳引:“汪绳祖曰:史盖以对哀公之言,为告康子,而谬以告樊迟之语为答问政,故索隐讥史公撮论语为文,而失事实也。”[18]
尽管学者们对 《史记》 中孔子对哪个人讲的这段话存在疑问,但对此段话举贤的涵义都是认同的。可见孔子眼中为实施德治举用的宰辅人才应当是德才兼备,而更注重德。另外,还要使正直有德的人才官居高位,这样才能使政治清明。刘宝楠 《论语正义》 对此句的解释恰如其分,“春秋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虽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举措之道,直者居于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贤者得尽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决绝,俾知所感奋而犹可以大用”。[19]
“举贤才” 实质上是一种用人制度,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这一主张有其进步意义。其一,是对等级制度和世袭制的否定。西周时期是典型的亲亲制。当时政治关系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的,父死子袭,世代相传,只问亲不亲、不问贤不贤的贵族政治到了春秋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了。孔子提出 “举贤才” 的主张,开了我国古代仕人唯贤的先河,对历代的用人思想、政策和制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二,“举贤才” 的主张也表明其对 “人” 这个宝贵财富的认识,对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潜质,培养 “成人”,有着积极的意义。孔子创立的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人才思想体系,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来的诸子百家反复提倡、利用和发挥。如孟子的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孟子·公孙丑上》),荀子的 “尚贤推德治天下” (《荀子·成相》) 的主张,就连韩非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韩非子·说疑》) 的思想以及墨子的 “有能则举之” (《墨子·尚贤》) 的 “尚贤”思想的提出,无不从孔子 “举贤才” 的人才思想中受到启迪和影响。其三,举贤才的提出确实是使国家富强、政治贤明的一个重要方法,实践也证明了其重要性。如秦国用百里奚,齐国用管仲,便是当时历史上有名的例证。由此,我们可知孔子把 “举贤才” 作为实行德治的重要措施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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