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对教育的重视

孔子长期大力兴办私学，并提出 “有教无类” 的光辉思想，除了客观历史条件外，还有他本人很多的主观因素。

第一，办私学和 “有教无类” 的提出和实施，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具体化。他一生倡导仁德，仁德的基本要求是 “泛爱众” （《学而》）。他认为 “教有类”，只许贵族子弟上学受教育，不是仁政，是偏爱，不是 “泛爱”。孔子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到应 “有教无类”，孔子的父亲是武士，孔子应称贵族子弟，但他三岁丧父，母亲艰难度日，所以上层贵族看不起他，也无人认为孔子应承袭贵族社会地位。“少也贱” 的孔子，很自然地会同情无权受教育的人，认为旧的 “官学” 制度和 “教有类” 的招生原则应破除，以仁学的 “泛爱众” 的思想为指导和出发点，创办私学，招收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为其弟子，从而冲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

第二，孔子对人性的认识是他办学的理论基础。早在西周末年，当所谓 “变风” “变雅” 产生的时代，已出现了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这种的诗句，不承认贵族人物天赋有什么优异，认为民也可以具有相同的美德。这种理智的火花，当然只是星星点点，却并非一瞬而逝。它在孔子这位巨人的头脑中引起了人类自我认识的重大突破。他第一个提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这是一个空前有价值的命题，也是孔子对人性认识上一个重大的突破。孔子对人性论的分析，应集中在这句话上。仅这一句话，可充分说明他的认知意义重大。人性从 “类” 的区分而言，是与动物界的兽性相对的，因此人类终生恪守 “人兽之辨” 的边界。人类之所以为 “类”，是因为人类居处于社会关系中，具有精神气质和德性品格，所以是 “性相近” 的。而人的品德、才能则是经过后天的学习、熏陶从而呈现出很大差异。“性相近”思想，在中国古典时代是关于人的认识的重大理论飞跃。“性相近” 要求“我人” 对待 “他人” 的态度应该以自己的心理感情、需求作为基本准则，作为人际相处的规则。这就是所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也是后天人性的德性涵养的重要内容。“性相近” 也揭示了人类德性教养的可塑性、可造就性和德育的必要性。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述而》） 这表明，他认为道德品质是靠后天的教育形成的。它既是孔子 “有教无类” 的理论基础，又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经验的结晶。这是中国式的最古老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

“性相近” 是起点，“习相远” 是核心和终点。他认为人的先天差别很小，由于教育和环境习染的不同，造成了人性的差别。基于此，孔子特别重视教育。孔子从 “习相远” 出发，还说：“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3]可见他重视早期教育，也注意环境的影响，如提到 “择友” “择邻”。强调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及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此观点明确否定了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冲破了贵族宣扬的 “天命论” 和血统论。

孔子也曾提出过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季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泰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阳货》） 等言论。怎样看待这些似乎与 “性相近，习相远” 相悖的教育命题呢？孔子是否主张天才论，倡导愚民政策？事实并非如此。

孔子的 “上智” 说，应当是受西周天命观的思想影响。但在现实生活和教育实践中，他又从未明确提出过谁是 “生知” 的上智，连他最崇拜的尧舜，认为都是 “则天” 而学的。说到他自己，则明确表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 他不只重视 “学”，而且是个 “学而不厌” （《述而》） 的人。孔子强调学习而后能知，这同生而知之、不学能知之是根本不同的。孔子除 “好古” 外，还强调 “多闻” （《述而》）、“多见” （《为政》），可见孔子的博学。如我们以行为论人，应该得出孔子是否定有上智的结论。(www.xing528.com)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对于这句话有多种解释：一种意见是有意愚民。认为只可以使百姓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或者说是只可能使百姓照着指定的道路走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另一种意见是把句子标点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这样来理解，就有开发民智的含义。即百姓能做到的，就让他们照着做；百姓不能做到的，就让他们懂得那样做的道理。把“可” 解释为 “能够”，意思要教会百姓能够做、会做。或者解读为：百姓认为这样做可以，就让百姓照着做，百姓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就给他们讲清楚其所以这样做的道理。把 “可” 解释为 “认可” “同意”，意即重视百姓的意愿。这两类四种说法，如果按照不同的标断句方式，似乎都可以说通。但后来的统治者往往将它用作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孔子的这句话，确实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郭沫若在 《十批判书》 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那两句话，近人多引作孔子主张愚民政策的证据的，却是值得商讨。一个人的思想言论本来是有发展的，不得其晚年定论，无从判断一个人的思想的归宿。……我们苦于无法知道那些言论之孰先孰后。孔子是号为：‘圣之时’ 的，是能因时而变的人。……但要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不仅和他 ‘教民’ 的基本原则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也是有问题。‘可’ 和 ‘不可’本是两重意义，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原语的涵义，无疑是指后者。”^[4]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其中 《成之闻之》 一篇是孔子弟子县成记录孔子的话。如下材料有助于我们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判断和理解。材料之一：“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是以民可敬道 （导） 也，而不可掩 （？） 也；可馯 （御）也，而不可贤孯 （牵） 也。古 （故） 君子不贵庶勿 （物），而贵与民又（有） 同也。”^[5]孔子认为统治者只有让自己的教育合乎规律，才能使民众顺从，否则就很难。对于民众可以怀着真诚的心情去引导他们，而不能欺骗他们；可以不合民众的心意，但不能强硬迫使他们就范。所以说君子们不看重那些物质方面的东西，而看重与民众有共同的认识。应当注意，这里用了 “敬道 （导）”，说明统治者对于民众的态度。对于民众的引导、教育，其前提是对于民众的尊重，如果统治者将民众牵着鼻子走，那是走不下去的。另一材料是：“民可使道 （导） 之，而不可使智（知） 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6]孔子是说，要引导民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但这种引导又应当十分自然，不能强迫，不应该让民众有被牵着走的感觉。从郭店楚简的有关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孔子对受教育者人格的尊重，他采用的是自然而然的教化，而不是强逼的 “化”。由此可知孔子强调教育的重要和作用，而不主张愚民政策。

郭店楚简材料中对人性的描述：“圣人之眚 （性） 与中人之眚（性），其生而未又 （有） 非之。节于而 （儒） 也，则猷 （犹） 是也。唯（虽） 其于善道也，亦非又 （有） 译娄 （数） 以多也。及其□ （博？） 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 （惮？） 之。此以民皆又 （有） 眚 （性）而圣人不可莫 （慕） 也。”^[7]这段话的大意是：圣人之性和普通人原本是没有多少差别的，都是生而自然形成的，并无得到天意的什么指示，它本来就如此。人的本性决定人对于善道可以吸收，但是后来，随着人的成长，在不同的学习过程中表现的情况就不同了，普通人相对于圣人来说就远远赶不上了。但是就人的本性而言，圣人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圣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以上材料中关于人性问题的论析为 “性相近，习相远” 的论断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强调 “性相近” 的，而不是强调 “上智下愚” 或 “生而知之” 的。孔子认为，人是靠后天学习、教育，不管什么出身，都可成为德艺双馨的人才。所以他大办私学，广招学生。他否定了 “血统论”，强调后天学习和教育的作用。

第三，孔子对教育的巨大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一是孔子看到了教育同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把三者看作治国的要素。“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子路》） 这就是孔子著名的庶富教的思想，把三者结合起来。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两个条件：首先，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即 “庶”；其次，要先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即 “富”，在这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他没有忽视教育对政治、经济的作用。在孔子看来，庶富教都解决了，国家才能安定富强。二是他看到了人才对社会的作用，从而重视教育。人才是国家的支柱，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是立国的重要条件。孔子特别认识到贤才与天下太平的关系，而贤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与学习，学习达不到某种程度就不能担任某种职务。三是他看到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由于他认为 “性相近，习相远”，所以充分肯定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人的知识和道德是后天获得的，而非先天所固有。人即使有良好的素质，也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和教育，才能有所提高。孔子肯定了 “习” 在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