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以推崇的正义、伦理为基础，将财富分为三类 （或称三等）：第一类是精神财富，如知识和各种心灵与德性、克制；第二类是肉体财富，如人们的健康，无疾病；第三类才是一般的物质财富。在他看来，精神财富是第一等的，最重要也最宝贵。他主张：所说的财富，倘若其所有者不是公正、有德性的人，那么不能称之为财富，如果所有者是鄙贱的，那么财富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最大的恶。
柏拉图主张 “德性不是来自物质财富，相反，财产以及其他一切物质财富都是来自德性”。[14]他认为：财富的价值要根据其所有者是否有德性，是否能贤明地使用财富而定。[15]财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实现高尚目的的手段。财富和美德二者不兼容，巨富和幸福亦并不等同，富人不可能同时是有德之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善人。
人们往往热衷于追求物质财富，这是个人甚至国家招致祸害、灾难和产生罪恶的根源。柏氏退一步讲，人们可以追求财富，但应受道德准则的节制，追求财富应当 “注意和谐与秩序的原则”。
柏氏甚至把人性与财富、工农商结合起来分析。他指出人性 （人的灵魂） 可被分为三个等级，即理性、意志和情欲，他又指出三个等级各有不同的道德品质，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有智慧、勇敢道德品质的“哲学王” 和卫国者，不需要掌握工、农、商的具体知识和技能操作，他们只需掌握治国、治民的知识和本领。甚至引申出，私有财产和金钱是邪恶的根源，会导致失德腐败。
他在 《理想国》 的第三卷、第五卷公然对统治阶层提出了公产 （有译为共产）、公妻 （有译为共妻） 和废除家庭的规定，这是柏拉图在经济生活上的空想部分。他认为，护国者和卫国者 “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职务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16]他的根据和理由是，若统治者和士兵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便不能专心国事，不能成为人民福利的真正维护者。而且容易变成暴君，彼此倾轧，阴谋夺权，有害国家的和平与安定。柏拉图进而主张，女人应归男人共有，“任何人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17]因为柏氏认为，凡能使国家安定、团结、和谐的都是好的，私有易使国家分裂。共产不分 “你的” 和 “我的”，国家没有你我之分，则最有秩序。(www.xing528.com)
柏拉图主张公妻及取消家庭，“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18]他这一设想的理由是：一是没有家庭，男人可无后顾之忧，能尽效国事；多数女子免为家务之苦，可与男人同受训练，同为国服务。二是有利于培养国民，子女由公家抚养，免家庭恶习，不会承继父母坏榜样，而且自幼无家庭，只知有国，从小过团体生活，免生个人观念。
柏拉图着重指出，护国者和卫国者都不需要，也不许有金银，甚至禁戴金银饰物。对此，他曾详述道：“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他们不应该让它同世俗的金银混杂在一起而受到沾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国民之中只有这些护卫者不敢与金和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不敢接触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居一室，他们不敢在身上挂一点金银的装饰品或用金杯银杯喝一点儿酒；他们就这样来拯救他们自己，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要是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再搞政治做护卫者了。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变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要谋图打倒他们；他们终身在恐惧之中，他们就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会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19]应当顺便指出两点：一是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提倡的 “公妻”、不准有家庭、不许有私产等规定，为何不实行于平民，而只幻想在护卫者、卫国者中间推行呢？因为按他的观点，平民无足轻重，只是上两个等级的附属品，并无地位可言；二是柏拉图到晚年著 《法篇》 时，已察觉 《理想国》 中的公产制度不可行，乃改为均富等政策。
柏氏的财富观更多的是一种脱离社会和人们实际的精神理性，亦即他一再强调的 “至善” 理念，连亚里士多德都评论他的这位老师是 “空想”。柏拉图也写道：“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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