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见利思义、取之有道

义利的问题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孔子第一个自觉地意识到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强调义重于利。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的义利观，以及“义利并重、义以为上” 的财富获取原则。“义” 的概念在春秋时代颇为流行。它是对人们合 “宜” 的社会行为的理论概括。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常与具体的求利行为相结合，表现为义利关系。实际上，义与利同属于利益范畴，只是二者各自体现着不同的利益。所谓以义制利，就是以一种利益去制约另一种利益，或者说是以公利制约私利：全局和长远利益是公利，而其局部和暂时利益就是私利。私利服从公利就是义，反之为不义。“见利思义” （《宪问》），以 “义” 来规范求 “利” 的行为。

孔子认为，如果人们都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缺乏道德准则，就会因利害得失的矛盾而产生怨恨。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很少谈利，更不谈赢利的方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孔子的义以宗法礼制和宗法伦理道德为其基本内容。

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 《论语·里仁》 中说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是把人们的求利欲望和行为严格限定在等级制度的范围之内。

对孔子这种义利观，历来评说不一。有的认为孔子只讲义，不要利，不准人们有任何利益的追求，是儒家重义轻利、怀义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了。甚至认为，孔子的义利观抑制人们欲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使封建经济长期延续。但也有的人认为孔子 “有非常精辟高明的经济思想，就是置于现今的社会来说，也还是非常符合现今的现实人生的意愿的”。^[9]认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是孔子叙述不同身份的人晓得不同的道德，常谈不同的话题”。^[10]“实没有丝毫轻视经济财利，以谈经济财利为可耻、为小人的意味。”^[11](www.xing528.com)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评价孔子的义利观呢？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春秋时期，孔子用义与利表明了对待财富占有和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见利思义，就是要求人们在获利时拿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精神，经过考虑，当则取，不当则不取。这不是对每个人可有可无的要求，而是作为当时成人必备的首要条件。孔子不是一概反对谋取物质利益。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泰伯》） 孔子认为，人可以追求富贵，脱离贫贱，但必须符合道义。取得财富，脱离贫困，必须通过俸禄、生产、经营商业等正当途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里仁》） 他自述自己对于不义的富贵如过眼烟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可见，孔子不是一般地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见利忘义之举。孔子把培养人具有见利思义的思想视为重要的道德教育。孔子主张利国富民，他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是人的共同需要，但这些在他看来是低层次的需要，只有对道义的追求才是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他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 （《卫灵公》），他把利民、富民这些高层次的大利并不说成是利，而是放在义的范畴之内。即孔子的义，主要内涵就是国家和全局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其义利观表面上是对立的，而在这种高层次的需求上统一起来了。

对于孔子义利观的作用和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孔子反对狭隘的个人私利，但不反对通过正当手段谋利、致富。孔子不仅提倡农民可以通过劳动致富，而且还主张发展商业，孔子对弟子子贡经商并未予以谴责。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先进》） 其二，孔子为改变混乱、动荡的社会现象，采取了限制个人私欲的办法，他认为，统治者必须遵守义的准则，在经济关系上，义是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则。要求人们做到在物质利益面前不作非分之想，不贪不义之财，不能见利忘义。孔子的这些观点，虽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作为处理物质利益和思想境界的一种思想、一种愿景，不仅在当时，而且到现在仍然是合理的、有意义的。其三，孔子的义利观有着为维护当时国家的全局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统治者长远利益的合理成分。孔子把追求个人私利同义对立起来，要求统治者把私利放在全局中，统治者 “谋道” 把国家治理好，那么他们本身的俸禄也就有了保障。其四，孔子的义利观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造成不良影响。它过分重视道德原则，不重视生活中义和利的内在联系，表现出唯道义论的倾向。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 这种将义和利对立起来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这一思想还包含着某些禁欲主义的成分，忽视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替代的第一性作用，无限夸大政治和道德的功能。这种思想阻碍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