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人本主义与社会改革

人本理念是相对于神本而言的，最初属于哲学范畴，之后，人本观念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管理等领域。人本观念在古希腊时期也已萌芽，苏格拉底时期 “人就代替了自然而变成了思辨的中心”。^[2]

孔子生活在周天子的权威没落，周人所尊崇的至上神——天的权势也没落了的时代。当时先进的人们在考虑施政方针和个人行动的时候，只看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不再顾忌上天的意旨，孔子就属于这一类人。他否认天和鬼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在他看来，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修养、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等，都是由人决定的，与神没有关系。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 孔子又主张 “为政在人”（《中庸》），也就是说不在神。以卫国为例，卫灵公昏庸无道，但卫没有亡国，并不是神的保佑，孔子认为这在于卫国有几位贤大夫支撑了政局。孔子承认有命，但他不是命定论者。在富贵寿考方面他无所求，不想争，而不是不敢争。在道德修养和行仁礼之道方面，他有强烈的追求，为此他百折不挠，奋斗到底。

郭沫若在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中论述孔子的思想体系时指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道思想，并说：“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奴隶解放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天与人 （或人与人） 的关系上是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也就是说，把别人当成人，即承认人的社会价值。“仁” 的内涵相当广泛，实际上概括了当时所有道德规范，但它的核心是 “爱人”，即把别人看作人。刘家和先生对人本主义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其人本为关心或致力于人的利益 （而非神的利益） 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基础要求是，把人看作人而非神或任何其他非人之物，同时以人事而非天心或神意来解释人事。人本思想不等于无神论 （Atheism）。”^[3]

孔子的 “仁” 的思想，标志着人已不再是受客观自然和社会力量盲目支配的浑浑噩噩的人，虽然人在生命的某些方面 （如生死寿天、吉凶祸福等） 还受客观自然和社会力量主宰，但人已可以进行自我设计并通过实践而加以实现。孔子把作为人的本质的 “仁”，视为不是人固有的东西，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一思想在他关于 “性” “习” 的论述中反映出来。他把 “仁” 作为人的本质，用修己以求仁，当修己完成了由自然人向真正人的转化时，其人生价值也就得到实现。(www.xing528.com)

但也必须指出，孔子为人的自主活动所争得的地盘实在不够宽，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主要是成德成圣，修己安人。而人生其他方面，如生死寿考、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等则无能为力，只有认命。在生死富贵等问题上，孔子思想绝非积极，它对中国后世自然科学 （特别是医学）、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他显然不如道家和墨家积极，道家在养生学说上是有作为的；墨家的 “非命” 论认为，在人的富贵贫贱等问题上是可以自我作主的：“强必贵” “强必富” （《墨子·非命下》）。

人本主义研究人的本质、人生意义、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等问题。孔子关于 “仁” 的思想，与人本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孔子重人道轻天道，把人与人生看作他的仁学的根本问题，研究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其次，孔子尽其可能地深入研究了人的本性，并进而提出有关改革社会各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最后，孔子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理想境界问题。孔子思想强调了道德自觉，强调个人服从等级宗法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