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治思想：天道和天命观念的变化

春秋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结构上的急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某些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和一些新思潮开始萌芽的变化。

在传统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念方面，周人和殷人有其共同之处，即强调王权的合理性和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性的根据是来自 “天命”，也就是王权必须靠 “神权” 作保证。所不同的是，周人引进了 “以德配天” 的观念，统治者 “敬德” 是获得 “天命” 的必要条件。由于王的失德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天” 的神圣性受到广泛的亵渎。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恨天、骂天思潮的出现，传统的天命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天不再单纯是一个只能敬畏崇拜的对象，谈论天变成社会各阶层的惯用语，天命的解释权也逐渐下移。进而春秋时又有不少人把 “天” 与 “民” 联系起来，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天生民而立之君” （《左传·襄公十四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些关于 “天” 和 “天命” 观念的变化带有根本的性质，神灵之 “天” 影响的下降是 “自然之天”“理性之天” 观念成长的必要前提。春秋时期，人们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把注意力从神灵的 “天道” 转向现实的 “人道”。郑国子产所谓 “天道远，人道迩” 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反映。而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研究从“人道” 出发所赋予天的涵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孔子能够对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天命鬼神观念由信奉、怀疑直至超越，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这不但是对殷周以来天命神学的改造与创新，而且表现出孔子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思想品格。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关于天的基本价值观的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虽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但当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思想背景下，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时，会得出合理的诠释。

孔子曾谈过一些有意志天的言论。他说：“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述而》）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八佾》） “天丧予！天丧予！” （《先进》） 由于孔子相信 “天” 的权威，因此他又提出 “畏天命” 的思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孔子 “畏天命” 无疑是对有意志天的肯定。孔子在讲“天命” 的同时，还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人力无法改变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他称之为 “命”。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宪问》） 当他的弟子伯牛 “有疾”，他认为 “亡之，命矣夫！” 这里不是天的意思，而是客观抽象的必然性。孔子相信人的命运是天命的安排，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颜渊》）

但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 子路曰：“有之；《诔》 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 （《述而》）(www.xing528.com)

“有诸” 的反问及 “丘之祷久矣” 的慨叹，透露了孔子对天命矛盾犹豫之心理，与孔子曾经对天命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强烈反差。

孔子在 “天” 的问题上，还有同意志相对立的看法。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阳货》） 孔子说的是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生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

孔子的天命观同西周的天命观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他的天命观是从天的意志化开始向理性化的客观必然性的转化，他把 “命” 从“天命” 中分化出来，并把 “命” 看成是超意志的抽象必然性。其次，天命观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他虽保留了天命观念，同时又强调以 “仁” 和 “礼” 取代天命的支配地位。孔子对天命、鬼神的态度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构想和逻辑推演，而是与其德治理论与德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的。

孔子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对传统天命进行怀疑的同时，并没有沉溺纠缠于天命观，而是在借鉴春秋时期自然科学成果及其他各派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此不再言天命如何如何，而是对自己思想的辐射点做出了重大的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重大转向，即初步完成了由旧的天命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过渡和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不彻底的）；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