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颜渊》）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诚哉！是言也。” （《子路》）
孔子反对用刑杀的方法来禁人为非。他认为 “不教而杀谓之虐”，是为政的 “四恶” 之一，应当坚决摒除。这与法家的 “以刑止刑” 主张有着根本的区别。商鞅在 《商君书·画策》 中说：“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说明他 “以刑止刑” 的方法是 “重刑”，即轻罪重判、轻罪重刑。商鞅进一步解释：“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至矣。” （《商君书·靳令》） 韩非十分支持商鞅的观点，还作过一番论证：“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他认为重刑轻罪，可使犯罪者感到得不偿失，从而不敢犯罪。其实，从法理学角度看，“重刑轻罪” 是反人道的，它使刑罪不相对应，陷入了重刑主义，危害是巨大的。从刑法目的上看，去刑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对于 “以刑止刑”主张的优劣，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www.xing528.com)
孔子则希望用礼仪道德教化的方式作为预防犯罪的根本。他认为产生犯罪的主要原因：一在于为上不正，二在于贫富不均。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 他将多盗的责任归咎于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解决的办法是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颜渊》）。也就是 “治人者” 率先垂范，修己正身。孔子还认为应重视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患寡患不均” （《季氏》），而 “小人穷斯滥矣” （《卫灵公》）。而后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人民达到 “有耻且格” 的程度，做到防患于未然。贾谊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汉书·贾谊传》）
同时，孔子也认识到以德息刑、以德息讼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认同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的说法。关于 “使无讼”，《论语正义》 引东汉王符在 《潜夫论·德化》 中的话：“是故上圣故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 刘宝楠评价道：“言无讼由于德教，此最是难能，正如胜残去杀，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后仁，皆须以岁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只言 ‘必也’ 以期之。”[27]说明刘宝楠已经注意到孔子的 “使无讼” 是一种需要长期努力的理想追求，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
事实上，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道德教育可以起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至于民事方面，权利界限的划分、权利侵害的救济更是大量存在。因此消灭诉讼更不现实，可以说孔子的“以德息讼” 犯了道德理想主义的错误。当然，孔子的错误也与古代中国对法即刑的偏颇认识有一定的关系。最后，我们需要看到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能提出以道德教化消弭犯罪的理想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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