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主张德主刑辅、宽猛相济

对于孔子的法律思想，学术界是存在着分歧的。有人认为孔子只讲仁礼，不讲法律，主张德治，反对法治。并以其反对晋国 “铸刑鼎” 作为论据，认为这是孔子代表传统的礼反对刑而向新兴的法进行的攻击。其实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具体辨析。

公元前536年 （鲁昭公六年），郑国 “铸刑书” 和公元前513年 （鲁昭公二十九年） 晋国 “铸刑鼎”，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孔子反对晋国 “铸刑鼎”，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法，而是反对“夷之蒐” 中的内容和铸鼎者荀寅违反西周礼仪法度的行为。因此，孔子的批评不能被看作是反对成文法的公布。这一点从郑 “铸刑书” 一事就可看出来，子产是一位对礼有精深见解的政治家，他 “制参辟 （三种刑法），铸刑书” （《左传·昭公六年》），却没有遭到孔子非议，还因其惠民、养民而被孔子大加称赞。可见，孔子并不反对成文法。

同时，孔子还注意到了刑罚在保障人民幸福、维护社会秩序中的辅助作用，它至少可使 “民免而无耻”。所以他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

《说文》：“怀，思念也。” 刑，古有二义。一指罚，是狭义，《说文·井部》：“刑，罚罪也。” 上文 “道政齐刑” 的 “刑” 和 《子路》 篇的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的 “刑” 即此义；一指法，是广义，《说文·廌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怀刑” 的 “刑” 就属这种广义。“君子怀刑” 一句，足见孔子认为在君子心目中应当是重视政刑的。只不过孔子反对单纯依靠政令和刑罚手段治理人民，而更强调培养民众道德意识，加强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监督约束力量，使民众自觉维护既定的秩序。《汉书·礼乐志》 引孔子的话：“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王国维先生对此也有阐述：“礼乐用陶冶人心，而政刑则以法制禁令刑罚治民。前者为道德，在修人心；后者为政法，在律人身。虽此二者相合，然后成为政治，但其所最重者，则在礼乐。”^[26](www.xing528.com)

孔子崇尚的是宽猛相济的正民方略。宽，即用德礼来治理国家；猛，则是用刑杀来治理国家。孔子的德治并不是将人伦道德、礼乐制度与刑罚政令放在同一地位上，而是以德礼为主，法刑为辅，即所谓的 “德主刑辅”。

关于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有这样的记载：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因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 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的 “宽猛相济” 思想的内涵是：其一，宽、猛相互为用，这样才能做到宽不失法度，猛不失仁民之心。其二，宽、猛两手交替使用。统治者可根据具体情况时宽时猛，即民慢则以猛纠之，民残则以宽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