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孔子的正名说是双方向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有关正名说的部分已有详述，在此需重点说明的是，孔子把事君、忠君的重心落在 “道” 上。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宪问》）(www.xing528.com)
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最具代表性。《论语正义》 引郑玄注：“重言‘如其仁’ 者，九合诸侯，功齐天下，此仁为大，死节，仁小者也。”[19]孔子认为管仲是以道事君，“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宪问》）。这样做的结果是造福百姓，泽及后世，可称得上仁人。由此可见，孔子以道事君的 “道” 应是以 “仁民” 为归宿的，而未以身殉主的失礼行为是可以不被责备的。孔子还鼓励人臣犯颜直谏 “犯之”，也是对君的行为的一种约束。反观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观点，他认为臣应当 “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 （《韩非子·有度》）。可见，韩非与孔子的为臣之道完全相反。
但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了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这说明孔子在君臣关系上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被动的。他的为臣之道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泰伯》），在孔子那里绝不会听到有关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 （哪怕是昏君暴政），而使天下有道的言论。因为他将此视为犯上作乱的大忌，也许正因如此后来历代的统治者都尊崇他，长期奉之为圣人。孟子则进一步发展孔子的 “君礼臣忠” 思想，认为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对待像桀纣这样堕落为 “残贼之人” 的暴君独夫，孟子则主张采取 “暴君放伐” 制，这显然比孔子的君臣观更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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