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各诸侯国内部国君势力衰落，政治权力下移。形成了周王驾驭不了诸侯、诸侯控制不了卿大夫、卿大夫管不了自己家臣的局面。关于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本书导论部分曾有详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王室的衰微绝非偶然。周初统治者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度，曾经起到过巩固王室、缓和社会矛盾的良好作用。但这一制度本身包含着削弱王权的因素，随着王室的代代繁衍，大部分的土地和人民被嫡长子以外的 “别子” 所占有，后果就是王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逐代削弱。这种造成王室衰微的原因，同时在各诸侯国发挥着作用，分封制度也逐代削弱着公室的势力，增强了大夫甚至陪臣的力量。这样的逐代积累，至春秋时期达到了礼崩乐坏的程度，分封制、宗法制日趋动摇瓦解。
然而，政治与血缘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被割裂。首先，因为宗法制度虽在解体过程中，但宗法的观念却因周初以来的 “制礼作乐” 而深入人心。其次，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宗族并无根本性的改变，宗族仍然是社会政治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产生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德治思想，其出发点正是西周以来的氏族宗法观念。孔子对于社会的观察是极其透辟的，正是基于对古代中国政治与血缘紧密相关的现实的深刻体会，孔子提出了以孝悌、正身为前提的德治之道。傅斯年先生说：“儒家的道德观念，纯是一个宗法社会的理性发展。中国始终没有脱离了宗法社会。世界上自有历史以来，也只有一小部分的希腊及近代欧洲，脱离了宗法社会。”[8]
生当春秋乱世的孔子，看到虽有周礼这样完备的典章制度，但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深感单纯依靠刑罚政令不足以为治，只有通过唤起人的道德自觉，用人伦道德精神去点化政治道德，才是有效治道。所谓：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那么德治该从哪里入手呢？首先，孔子选择了孝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为政》）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www.xing528.com)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
孔子一开始就将家族伦理与政治道德结合起来，宗法社会中，亲与尊在伦理关系中往往是二位一体的，孝父是忠君的基础，而忠君又是孝父的扩大。孔子甚至认为在家孝父、友弟就可以算作为政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颜渊》） 更成为孔子治道的基本原则。这两对关系从法律上看是权利、义务，从价值观上看是道德、人伦之德与政治道德相互重叠。这样就可以用亲亲之情维系礼乐文化的尊尊之制了。
其次，孔子要求 “政者正也”，为政者要先正己身。治者不是凭借权力来发号施令，而是修己正身，之后风行草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将 “政” 训为 “正”，并非孔子的发明。《左传·桓公二年》 载，师服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 这里说明政治是用来正人民的。孔子继承并超越了前人的思想，突出强调了作为正民手段的 “正己” 的重要作用，认为只要为政者以德修身，修己成为君子乃至圣人，天下自然便会大治 （关于修己之道本书第一章已作论述）。反之，其身不正，再多的政令也不能推行。
孔子将以修己为本、安百姓为旨归的仁学之道导入体现尊尊之制的君臣父子伦理关系之中，以建立符合人伦道德的政治伦常，使政治道德化，从而确立了以道德改造政治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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