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西周文化与鲁国教育

西周时，周王室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此外还有宋国，因是微子的封邑，所以它是殷文化的保留者。再就是鲁国，鲁是周公的封邑，因为周公佐成王建国有功，又是制礼作乐者，成王为了褒奖周公之德，所以给鲁君以天子礼乐，并特许郊祭文王。还给鲁君一切车服礼器都有仿效王者的特权。按周礼规定只有王城能设四代大学，诸侯都邑仅能建立当代一个大学，成王特别优崇鲁国，给予设办四代大学的特权。是以鲁不同于其他为周分封的国家，成为西周在东部的文化教育重心。

但至春秋时代，王室衰微，随着经济、政治的下移，学术也开始下移。《左传·昭公十七年》 记载，鲁国有个附庸的小国国君剡子来朝，孔子与其交谈后，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左传·昭公二年》 载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到访鲁国，见到丰富的文物典籍，惊叹 “周礼尽在鲁矣！” 可见当时学术下移状况。与此同时，随着官学的没落、私学勃兴，士阶层开始崛起。

知识分子旧日称为 “士”。在西周贵族的等级制度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他们受过教育，通晓 “礼、乐、射、御、书、数” 等 “六艺”。战时，可作下级军官；和平时，可作卿大夫高级贵族政治上的助手。他们过着世袭的 “食田” 生活。这就是说，在贵族等级制度中，他们有固定的地位、固定的生活和固定的工作。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阶层起了分化。随着贵族等级制度的崩溃，士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也无 “田” 可 “食”，只得自谋生活。在当时夺权的斗争中，还有许多高于士的贵族甚至国君，都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流亡各地。这些大小贵族们，此时只能靠 “六艺” 的知识自谋生活。他们也成为没有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各地游来游去，寻找可以依附的统治者，因此得到 “游士”的称号。这个时期，庶人阶层中也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也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士的社会来源是复杂的，士原来是贵族的最低阶层，后来成为 “四民之首”，有比农、工、商阶层高一点的社会地位。士的最大希望还是投靠统治者，在政治上得到发言权，登上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 “上说下教”。“上说”，企图得到统治者的信任，以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下教”，可以招徕门徒，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

外因方面，从春秋中期开始，为了诸侯争霸或内部斗争的需要，各国公室私门普遍 “礼贤下士”，这为士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梁启超总结春秋时代学术方面的背景：“平民之量与质同时增上，于是智识下逮普及，纯带朝气以弥漫于社会；前此教育为学官掌之，至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以 ‘礼贤下士’ 相尚，‘处士’ 声价日重；大都会尤为人文所萃，智识交换机会增多；书籍传写方法发展；社会变迁太剧，故贤智之士自画出种种方案，以应当世之要求。”^[35]在政治思想上，神权政治衰弱和世俗政治思想兴起，“士” 阶层应运而生。

在那个剧烈动荡变迁的时代，社会向何处去？是尚法还是尚德？成为当时政治思想家认真思考和激烈讨论的话题。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并力图寻找一条 “为政以德” 的治平天下的道路，即产生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正如匡亚明先生所说，孔子思想源于西周领主制封建社会的各种传统，而直接孕育产生孔子思想的社会土壤则是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春秋社会。春秋时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动荡。这些大动荡的汇合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历史背景，当然也是百家中第一家的孔子思想产生的背景。^[36]

[1] 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2] 白奚：《“仁” 与相人偶——对 “仁” 字的构形及其原初意义的再考察》，载 《哲学研究》 2003年第7期。

[3] 郭沫若：《十批判书》，载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0页。

[4] 郭沫若：《十批判书》，载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0页。

[5] 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

[6] 郭沫若：《十批判书》，载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1页。

[7]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1页。

[8] 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9] 参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63页。

[10] 马振铎：《仁·人道：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11]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

[12]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 （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5页。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14]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1页。

[15] 郭沫若：《十批判书》，载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0页。

[16]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页。(www.xing528.com)

[17] 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18]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9] 章太炎：《检论·礼隆杀论》，载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页。

[20]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21] 马振铎：《仁·人道：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22] 《国语·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23]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 （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9页。

[24]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 （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0页。

[25]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 （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页。

[26]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

[27] 参见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28]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132页。

[29] 参见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392页。

[30]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24页。

[31]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32] 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529页。

[33] 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5页。

[34]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8页。

[3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3-75页。

[36] 参见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