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春秋时代的变迁，虽不像战国时期那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代的社会不是某一方面、某项制度的变更，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而全面的变动。它更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和文化思想方面。

国野制开始瓦解。周初时以周公旦为代表的政治家在全国范围内封邦建国，由周朝的皇亲国戚率领全副武装的周族及其同盟进驻被征服地区，在那里建立城邑，即 “国”，以藩卫周室。周族住在国中，称 “国人”。而原先的东方民族在没有城墙保护的野地生活，故称 “野人”。又因他们地位较国人为次，且人数众多，又称作 “庶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据杜预注，三后指虞、夏、商，均为被征服民族。大约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国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其作为征服民族的身份逐渐消失，一些庶出子孙因无法占有采邑或近郊耕地，不得不离开国都，移居到野地上开荒种植、自谋生路。还有一些古老的贵族世家，因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从贵族坠落下来，变为自食其力的庶人，甚至沦为奴隶。《左传·昭公三年》 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加剧。

在诸侯国内，一方面，公室生活腐败、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对包括庶人和下层国人在内的被统治者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左传·昭公三年》 记载晏婴答复叔向说到齐国时，“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贵”，人民因反抗遭刖足之刑，以致鞋子失去主顾而价贱，假足却大大涨价。在民不聊生的状况下，人民暴动反抗或成为寇盗。《论语·颜渊》 中就说 “季桓子患盗”。另一方面，国君与卿大夫，大夫与陪臣，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十分突出。由于周代的世族世官制度使各国的大夫阶层世世代代拥有土地和权力，后来各国大夫间又展开兼并，强大者掠夺了更多的土地，聚敛了更多的财富。在国内，他们世世做官，执掌国政，形成了公室衰弱、“政自大夫出” 的局面。甚至常常出现 “出君” 和 “弑君” 的情况，如 《左传》 中记：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之弑其君庄公；哀公十四年，陈恒之弑其君简公等。

各诸侯国间，则是大国欺凌小国，不义之战频繁爆发。按 《春秋》所记，春秋242年间，列国发动战争计483 次，朝聘盟会450 次 （其中“兵车之会” 占半数）。至春秋时代，战争不再是不同民族间的战争，而是转移到同为周朝受封的诸侯国之间。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说明，西周时代以国野形式存在的民族对立基本消失，一国之内的各民族融合而成一个命运与财富共同体。同时，频繁的战争需求也冲击着传统的世卿世禄，《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与郑战于铁时誓师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说明当时社会已开始强调军功而非血统的世袭。(www.xing528.com)

刘泽华先生则从思想史的背景，分析了从西周到春秋发生的显著变化。怨天尤王是春秋时代政治思想转变的起点，在 《诗经》 中出现了一批讥讽上帝和周王的诗，是思想的一大解放。在政治思想上，虽没有明显的说理性，但反映的情绪却是某些理论的先导。由重神向重人的转变，神权政治衰弱和世俗政治思想兴起主要的两个标志：其一，政治的兴旺不取决于神，而取决于民之背向以及君、臣的政策与品质；其二，“天”被改造为一个泛概念，神秘主义的性质减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国之胜败是由民心向背决定的。随着诸侯国内外矛盾的激化，任官尚贤成了统治者的头等大事。^[34]

总的来看，春秋时代表现为周天子势力日渐衰弱；旧的宗法制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世卿世禄遭到破坏，各诸侯国内公室衰弱、大夫专权；与宗法制密切相关的分封制也开始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各诸侯国间春秋争霸的政治局面。在孔夫子看来，就是 “礼崩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