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深度考辨与源流

研究孔子德治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关注德治思想体系的诸元素在什么历史时期开始被提出，如何获得发展，这些元素又是如何经由历史演进而演化的。字源、制度、社会的因素都有其意义，而思想的传承更是思想史起源的研究基点。因此，分析研究孔子德治思想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对 “德” 字的出现与德治思想的源流作一认真的梳理。

《说文解字·心部》：“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段注：“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俗字叚德为之。”^[48]关于德、得相通，段玉裁曾经指出 《说文》 所训 “德，升也”，“升” 当读若 “登”，“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得即德也，登德双声，一部与六部合韵，又最近。今俗谓用力徙前曰德，古语也。” （《说文解字注》 二篇下） 《广韵·德韵》：“德，德行，惪，古文。”

郭沫若先生经研究认为，商代的出土文献里没有发现 “德” 字，“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彝铭中才明白有德字出现”。他认为，“德” 字在西周是一个新字，是周人发明出来的新思想。^[49]后来的卜辞研究者多不赞成此说，但即使 “德” 字在甲骨文中有，其意义在殷商时究竟是什么，尚有讨论的余地。徐中舒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 “徝”是 “德” 的初文。这个字从彳从直。金文中在这个字下面加 “心”，成为“德” 字。^[50]也有学者认为，“德” 甲骨文做 “”，表示目光向上直视，“彳” 的甲骨文字体有行走之义。故 “徝” 之初义可解为 “视上而有所行止”。^[51]

他们认为，殷商时 “徝” 的含义就是：遵循祖先神和至上神的旨意行事。在殷人看来，顺从神意便是 “徝”，亦即 “德” 之原初的抽象的意义。历史源头的 “德” 被定义为顺天意行事。这里的 “天”，在殷商时代指的是自然神和祖先神的 “意旨”。一个民族的 “德” 就是该族群的“图腾” 特性和 “卜筮” 特性。在古代，凡是能繁衍壮大的族群总有一些生育优势和环境优势，这些对于我们初民的自我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最早图腾崇拜，由于家族、氏族首长具有与图腾交往和解释的特权而逐渐转化为祖先崇拜。“它很快凌驾于自然崇拜与民间巫术之上，甚至使某些自然神转变为祖先神。”^[52]祖先崇拜对中华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古代中国，祖先崇拜的显赫地位堪与古希腊的天神崇拜相提并论。

第一，“德” 与生育规范有关，《国语·晋语四》：“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 这里的 “德” 代代相传给殷人以神秘感和敬畏感。异姓则异德，可以通婚；同姓则同德，则不可以通婚。即氏族内禁止通婚。

第二，“德” 还与卜筮规范有关。心诚是卜筮是否灵验的关键。卜筮及其过程的心诚，在 《周易》 中看来可以 “以刚中”，“以养正”，“以果行育德”。即持中刚毅，有纯正天性，果敢行动，才能培育出 “德”。“卜筮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要求卜筮者对神灵有高度的信仰，卜筮过程中主体必须怀有虔诚不二的心态。”^[53]这种原始宗教崇拜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也是 “德” 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殷商时代的 “德” 就是顺天行事，即遵循本家庭、本氏族的生育规范和卜筮规范行事。此为学术界的一种说法。^[54]鉴于该说多以周代的文献为依据进行论证，故显得说服力不够强。

晁福林先生对先秦时代 “德” 观念的演变有着精深的见解，他根据对可靠的文献记载和甲骨卜辞材料考证，认为 “德” 的观念在商代确实已经出现。甲骨文 “德” 写作从行从横目之形，其所表示的意思是张望路途，人们看清了路而有所得。在有确凿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德” 即得到之 “得”，意指得到 “天” 的眷顾与恩惠。具体说来，商人之 “德（得）” 是从两个方面获取的：一是 “天命”；二是 “高祖”。因此，可以说殷商时代的 “德”，实际上是其天命观、神意观的一种表达，人们赞美“德”，就是在赞美天命和先祖的赐予。得到天和先祖的眷顾而有所得，这就是 “德”。可以说，殷人之 “德” 是被动之 “得”。“德” 的观念尚未从天命神意的观念下解放出来，更没有转入人的内心自省的范围。^[55]

周初青铜器上铭文中的 “德” 字是在睁开的 “横目” 之下加了个“心” 字，把殷人的 “徝”，变成了 “德” （写作憄）。金文中也有无彳，而从直从心的，作 “惪”，结合 “心之官则思” （《孟子·告子》） 的古训，意味着周代 “德” 的观念开始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说明周人思考如何以自己的行为保持上天之赐的问题。西周时期充实了 “德” 的新内容，对于这一点，学术界的观点是比较普遍的。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56]郭沫若说：“这种 ‘敬德’ 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主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57]侯外庐又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他认为，德与孝是周代统治阶级的道德纲领，德在道德的规范上与郊天之制的宗教相结合，孝在道德上的规范同禘祖之制的宗教相结合。有孝有德的道德纲领之所以不能与宗教分离，是由于周人宗法政治的限制。为了维持宗教的统治，故道德观念亦不能纯粹，而必须与宗教相混合。就思想的出发点而言，道德和政治相结合，故道德只限于氏族贵族的君子人物，没有一般性的国民的道德观念。^[58]刘家和先生对 “德” 字作了解释并指出与 “仁” 字的不同：“按德字见于两周铜器铭文者很多，与礼、仁二字之罕见成鲜明对比。……德，就是人的内在美德及其在行为中的外现。《管子·正》：‘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 又说：‘爱民无私曰德。’ 这都是德的外现或德政。” 同时刘先生又说，“德” 与 “仁” 有联系，当然也有区别。晋大夫韩无忌已有所认识，在 《左传》 中有 “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 的说法。就是忧民与前述爱民、利民一样，算是德。还要直道而行 （正） 并反对斜曲 （直），三者合起来，才能算仁。德政与仁政的关键区别在于：德政是把民当作臣民来爱，仁政则是把民当作人来爱。^[59](www.xing528.com)

周初的统治者逐渐将殷 “徝” 的 “顺从天意” 演变为周 “德” 的“顺从民心”。强调了 “以德配天” 的新诠释。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尚书·召诰》）

周公从殷灭亡的事实中看出，皇天不会偏袒任何人，若不关心民众的生存，就会引起民众的反叛，民众的向背反映着天的支持与否，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执政者一定要 “保民”，在立国之初，周公就制定了 “敬德保民” 的主导思想，用自己的 “德” 去保持天命，巩固自己受命的地位，自己给自己求取更多的福佑，这才是真正的保有天命——这种靠自己的力量、靠道德的力量去维持天命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因素。这种突破“开始闪现出人文主义精神的曙光。在这种曙光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最初的统一”。^[60]

西周的 “保民”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生民”，在人类更早的蒙昧时期，对战胜者而言，战俘没有什么价值，异族间相互战争、杀戮是经常发生的。到了西周时期统治者已经较充分地意识到作为生产者的“民” 的存在，意识到异姓共生共存，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这种意识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族的繁衍生成。第二阶段是 “养民”，“保民” 是 “生民”和 “乂民” 的统一体。乂训为治、养，所谓 “乂民” 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惩罚的手段治民乃 “非德用乂”，“用其义刑义杀” 使其顺从；另一层意思是 “养民”，要关心民生，使其安居乐业。第三阶段是 “惠民”，《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西周统治者认为只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民众，民众就会安定有序。这种保民的思想冲击了早期宗法性 “亲亲” 为本的直系血亲的伦理制度。

保民生息是尊重各族之 “德”，令天下民皆得生息繁衍。西周时代“德” 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这种一姓与万姓多样性统一的共生共存，是华夏族安土定居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西周的 “德” 蕴含着保民生息的方略，还蕴含着 “和而不同” 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智慧。是中华民族 “以德治国” 思想的真正源头。

德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系统表达以及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是由周初的统治者确立的。王国维在论及殷周之制度时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61]晁福林先生指出，周人在讲 “德” 的时候常常围绕着宗法及分封制度来进行。可以说，制度 （分封与宗法） 乃是周代 “德”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制度之设由于道德，而所设立的制度则决定了周人的道德观。所以周代的 “德”，简言之，可谓宗法分封之德、制度之德。^[62]这是周朝在政治制度上的创举，这一创举的目的在于使君臣上下结成一道德的共同体，因此实际上即德治理念的具体化，是保证其 “敬德保民” 之统治原则在现实中获得贯彻的具体措施。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家族与政府合一、道德与政体合一的完整的制度系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建设。

孔子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特别是周公以来的统治经验，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理论之中，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德治思想主张。而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 “继志述事”，更将 “德” 观念发展为基于理性思考和精神反思的个人之 “德”。以德治为理念的政治制度遂获得了理论上的系统化。周初礼乐之制所形成的秩序本身所显现的和谐之美，以及社会成员各守其道、讲信修睦的人性之美对孔子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并在其思想的表达与诠释中显现为对时弊批判的参照体系。孔子信而述之的基本内容正是西周的礼乐之制，正是经过孔子的系统化、理论化，德治思想及其制度形式不仅成为儒家思想学说之整体构成的重要部分，而且也成为理想政治的最高典范，从而对后世政治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孔子整理了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深入研究了历史和现实提出的政治问题，从而以礼和仁为中心，进行了多方位思考，建构起儒家的理论体系。孔子主张居仁行义，为政以德，我们不仅看到了他 “为万世开太平”，而且也看到了他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本有其历史渊源。正如陈来先生所讲：“中国轴心时代的变化，并不是断裂的突变，从孔子对周公的倾心向往可以看出轴心时代与前轴心时代的明显连续的一面。所以，从注重文化的连续来看，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的中国文化与三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的关系，乃是连续中的突破、突破中有连续。”^[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