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书信与苏格拉底思想的区分-学术界的争议

柏拉图的书信 （载 《柏拉图全集》 第四卷） 现存13封 （其逻辑顺序为13、2、11、10、4、3、7、8、6、1、5、9、12） （《柏拉图全集》 第四卷）。人们对这些书信的真伪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据A.E.泰勒的考证，第6、7封 （公元前354年写） 和第8 封 （公元前353年写），此三封很可信，确系柏拉图手笔，对了解柏氏政治思想很有史料价值，而第1、5两封信则是伪作。因第1 封信同柏拉图文风完全不符；第5 封所谓柏拉图致马其顿的佩尔狄卡的信，有违历史，柏拉图是 “不屑” 与马其顿国王通信的。^[12]王晓朝先生则认为，13封书信中，第7、8封信比较可靠，其余各封信是否赝品，说法不一，仅供参考。

关于柏拉图思想材料中的 “苏格拉底问题”。

柏拉图的大多数对话作品是对苏格拉底与他人进行的谈话的记录。柏拉图仅仅在其早期的对话作品中有三处提出他本人的名字。因此，学术界迄今对于对话当中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些是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尚未能够做出明确一致的区分。我们常常将古希腊哲学史以苏格拉底划分，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统称为 “前苏格拉底哲学”，可见其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绝非可有可无的历史人物。但是具有如此地位的苏格拉底却 “述而不作”，不曾留下任何文字。于是，如何理解历史上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并且区别于柏拉图的思想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可利用的资料有：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以及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当然最有价值的无疑是柏拉图的记述。原因很简单，戏剧是文艺创作，显然不宜据此来作为探讨哲学思想可靠的论据；而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去世前两年 （公元前401年） 从军去远征亚洲，在公元前394年回去后又遭流放，直到公元前360年才回到雅典，所以写 《回忆苏格拉底》 的大量资料都是二手资料，可信程度也打了一定的折扣。而亚里士多德一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而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载多是其在柏拉图身边20年间了解到的。亚里士多德经常毫不犹豫地将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内容看作是柏拉图自己的哲学。当他有意识地要区别两者的时候，他认为，苏格拉底的思想特征是：①他声称自己是无知的；②只探讨伦理问题，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③也在寻求普遍，但并没有把普遍分离出来，而柏拉图则分离出了普遍。(www.xing528.com)

对于这个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 “苏格拉底问题”，学术界大致分为两派：发展论和系统论。

发展论的代表人物是G.弗拉斯托斯 （Vlastos），其代表作是 《苏格拉底、讥讽者与道德哲学家》 （1991年版）。这一派的观点是，柏拉图的对话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对话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篇幅较小，常常以无结论而告终。其中苏格拉底以 “自知其无知”的形象出现，而且这些对话常常关注伦理问题，也没有分离出的型如或理念。这一特征符合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记述。另外，它们又都是出现在文体学研究证实为柏拉图早期的对话中，因此发展论认为柏拉图的早期阶段是在记载历史上苏格拉底的思想。在中期的对话中，柏拉图开始创作自己的哲学。系统论则认为虽然柏拉图的对话各有不同的内容，但整个对话仍是统一的体系，对话之间的种种差异不是代表柏拉图不同阶段的思想，而是展现了柏拉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探讨同类的问题。系统论的杰出代表是C.卡恩 （Kahn） 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对话——一种文学形式的哲学运用》。目前持系统论观点的学者很多，而且逐步趋向成为学界的主导。

笔者个人的观点倾向于发展论，因为伟大思想家不同阶段的思想常常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当他年轻时就著书立说的那一种，更能展现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当然笔者就发展论具体到对 《理想国》 的理解有不同看法，发展论认为，《理想国》 第1卷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代表苏格拉底的思想。第2-9卷是柏拉图的中期对话，代表的是柏拉图自己的哲学思想，明确提出了正义、勇敢、节制、智慧四大主德的定义。笔者不认为一个作者写的同一本书会代表两个人的思想，而且柏拉图酝酿撰写《理想国》 时，甚至做了草稿——《高尔吉亚篇》，在 《理想国》 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已在 《高尔吉亚篇》 中有所涉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对 《理想国》 中探讨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很有计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