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新移民身份认同与空间感知

新移民空间感知与身份认同：以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为例

崔　波　何　璐　郝　璐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　城市化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接替，在社会主体层面上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它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化模式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们心理上的转型适应及社会认同上的巨大变化。处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矛盾冲突的夹缝中的城市新移民，其经历的困难和心理震荡最为强烈，易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本文以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5个住宅小区的420名城市新移民为研究对象，透视城市化进程中新移民空间感知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发现城市新移民认同危机主要是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失序所导致的。重构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关键在于调整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空间秩序。

【关键词】　社会空间；空间感知；身份认同

当下中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1]向前推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形貌、文化生态和空间格局。“城乡结合部”这一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空间得以形成。它不仅是作为我国新移民生活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处于变动中的社会空间；它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兼有城乡生活方式的特征：从地域角度看，是指城市与乡村相互交界的地区；从社会角度看，是指城市与乡村两种社会结构、两种管理模式、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思想观念相互交叉、相互并存、相互影响的地区，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崔波等，2010）。

在这个独特的社会空间中，城市新移民融入城市是核心问题。 目前在中国城乡结合部生活着两类新移民，“第一类是进入城市经商和开办企业的工商业者。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原先受到遏制的商业贸易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城镇作为商业贸易的集散中心吸引了大批外来的商人、摊贩和企业家。这些人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城镇新移民。他们在新移民中的人数比例不高，但在加速移民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极大。第二类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而自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不是城镇的长久居住者，而是‘流而不迁’的暂时居住者。这部分‘流动移民’的总数到底有多少，并没有统一的口径，但一般认为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10”（俞可平，2010）。

前一种移民在其融入城市之前，心理上已有对城市生活模拟和调适的过程，“老乡”及其经验就成为其基本的心理参照系统，借助“老乡”的经验则成为一个基本的心理调适过渡机制，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有一定的弹性。后一种移民则是由于生计所迫流入城市，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重新确立自我身份认同，他们要回答“我是谁”的困惑，或者要回答“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曾经是谁，我现在不是谁”等问题。

“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泰勒，2001）。许多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固然已开始进入城市物理空间，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城市的边缘人，对城市认同感仍未完全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也尚未与城市社会实现同构，在社会心理、社会情感上与城市存在隔阂、分裂和矛盾，从某种程度上，其城市化过程远未完成。因此，他们对其所处空间的认知和把握，对于实现城市化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十分关键。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他们现有城市空间和从前乡村空间的差别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差别，更是以工作、居住、社会交往的实践建立起来的社会空间的差别，也是由于社会空间的差别所涉及的过去、现在、未来等时间的差别。从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空间感知来认识他们的城市认同看似简单，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认同是城市新移民产生城市化意愿、融入城市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2.研究设计

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属性包括宏观属性（物质形态）和抽象属性（社会一文化形态），人们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的区位（地点）、距离、人群类型、行为价值和目的情感等的感应与认知，产生对这一空间的映像。从行为认知的角度概括，人们对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认知类型主要有物理区位、社会区位和文化区位（见图1）^[2]。落实到功能意义认知要素上，则形成身份认同的三个维度，即自我身份的判断、自我归属的倾向和自我现状的感知。

图1　城乡结合部区位与空间认知

3.样本的选择

本文所选择的下沙经济开发区，位于杭州东部，钱塘江下游，处于杭州湾的南翼位置，是杭州市典型的城乡结合部。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行政管辖面积104.7平方千米。该区是我国最大的移动通信生产基地之一，聚集了摩托罗拉、东方通信、三菱、富士康、华宇电子等主机及相关配套企业；日本东芝公司建立了年产24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全球生产基地；是浙江省以生物基因工程、天然药物及制剂、医疗器械为重点的医药工业生产基地，引进了九源基因、美国眼力健、康莱特、日本泰尔茂、旭化成医疗器械、浙大药业等一批生产企业和研发中心；是日本松下公司在中国建立的最大家电生产基地，总投资2.4亿美元、占地24万平方米的松下杭州工业园正在全面建设；是浙江省最大的饮料生产基地，集聚了可口可乐、康师傅、娃哈哈、百事可乐四大著名品牌。众多的企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使得该区成为杭州市新移民集聚地之一。根据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发区的常住人口^[3]为310 733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63 587人相比，十年共增加247 146人，增长388.67%，年均增长17.19%。全区常住人口中区外流入人口为222 300人，占71.54%。

依据下沙网（www.xiashanet.com）发布的租房信息，课题组将租房最为活跃的5个居民住宅小区作为样本抽取的地点，它们分别是多蓝水岸、东海未名园、北银公寓、野风海天城和华元梦琴湾。按照各住宅小区单元房数配额向移居杭州3年以下的城市新移民发放问卷，其中多蓝水岸120份，东海未名园100份，北银公寓110份，野风海天城80份，华元梦琴湾9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20份，回收率为84%。问卷设计的调查问题主要包括被访者个人和家庭状况、住房状况、工作与职业、收入及支出和社会交往等等。

二、空间感知与身份认同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化扩张的结果，也是城市吸纳农村、城乡空间重组的具体体现。历史实践证明，物理生存空间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生成或改变。

1.物理生存空间：模糊的身份判断

住房是财产的重要部分，它不仅仅是一个栖身的物理空间，还包含了居住者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区别自我和他人身份的重要参数。住宅社会学关于住宅的使用差异是人类社会隔离的指示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级隔离、种族隔离和贫富隔离的分析；消费社会学提出的居住空间因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产生空间分隔的判断；以及P·马库斯在1993年基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视角而提出的城市社区持续模式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分层结构与居住空间的关系。

与定居在下沙多年、且拥有自有住房的常住户相比，下沙新移民大都选择合租房为自己的栖身之地。在调查对象中，就有92.5%的人选择合租住房。在被调查的小区，有相当多的单元房被业主简单隔断改造为一个个的单间，面向城市新移民出租。在我们的调查中，曾看到过一套总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单元房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11个单间，最大的房间为15平方米左右，最小的房间只能安放一张床。除了主卧有单独的卫生间，其他房间均是共享卫生间，无厨房。早晨上班时分，卫生间往往要排队等候近1个小时才能解决方便问题，好似中国铁路春运。有些住户不得已只能到街上的公共厕所解决。这些单元房或被用人单位整租，或被城市新移民自行租赁。在调查者中，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占19.6%，独立租赁住房的占80.4%。

在对居住环境状况满意度调查中，12%的调查者选择满意，22%比较满意，两者合计为34%，选择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40%和26%，两者合计为66%。其中居民对居住环境最不满意的前三项为：卫生条件、休闲生活和治安状况。

下沙开发区整齐宏伟的住宅群落与租房内物理空间的失序之间的强烈对比，导致城市新移民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以及身份认同的解构。对此，我们就身份认同进行了调查。将“身份认同”操作化为10个社会层次的判定：“如果社会分为10层，10分代表最高层，1分代表最底层，那么请给自己打分：（1）您认为自己目前在哪个层次，请给自己打分；（2）您认为自己10年后将在哪个等级上。”为了便于表达，课题组将这10个选项大致分为5个层次，代表被调查者对现有身份的满意度和未来身份的预期。这5个层次是：非常满意（9—10分）、满意（7—8分）、说不清（5—6分）、不满意（3—4分）、很不满意（1—2分）。将分值9—10看作“积极认同”，7—8看作“比较积极认同”，而把分值1—2看作“消极认同”，3—4看作“比较消极认同”，5—6看作“过渡性身份认同”（见图2、表1、图3）。

图2　现有身份的认知

表1　现有身份的满意度

图3　未来身份的愿景

从上述图表中可看出，城市新移民基本上对现有身份判定处于模糊或者否定状态。其中处于过渡性身份认同的人数最多，占到33.6%。可以推想，城市新移民以往以土地为衣食的农民职业角色已经在他们的记忆里深深扎根，形成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基础。一旦土地与以往身份认同分离，他们原有身份认同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就会影响他们对现有身份的认同，加之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制度性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但并不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待遇，缺乏在城市生活的基础，他们是失去“根”的农民，又是缺少城市社会保障的市民，加剧了身份认同判断的模糊性。与当地失地农民不同的是，城市新移民并未沉沦在现有身份的认知模糊中，他们对未来身份的改善充满了希望。

2.社会交往空间：矛盾的身份归属

社会交往属于现实的社会行为范畴。与“纯粹”的客观社会位置相区别的是，人的行为是其结构属性和社会心理前提相结合的结果（布劳，1991）。按照结构社会学家布劳的说法，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多维度的，基于任何一种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对交往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地位（贾春增，2000）。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不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还包括了很多其他分层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的相关性较弱，分层结构呈多元化，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分层结构。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仅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呈现为较高程度的结构化。如果人们的社会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分层地位决定的，那么这种交往过程本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客观的分层位置（刘精明、李路路，2005）。

依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法，课题组把社会交往群体分为亲缘网、地缘网和业缘网三种网络类型，将“亲戚”（包括配偶和父母）作为亲缘网，把“乡邻”（包括同乡、熟人）作为地缘网，把“同事”和“社区干部”作为业缘网，发现城市新移民在遇到困难时，依靠的社会网络依次是地缘网（占46%）、业缘网（35%）和亲缘网（19%）。

在一定程度上，与失地农民不同，城市新移民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往的社会交往圈，地缘网逐步取代亲缘网成为他们社交的主要网络，他们以地缘、亲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叠加了业缘纽带。其群体归属感除了建立在亲族和同乡交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同事间的交往。与限于熟人、同乡交往圈的失地农民相比，城市新移民的群体归属感已然没有他们强烈，呈现出比较松散的状态。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由社会互动所形成的“镜中之我”，是一种社会性产物。家庭、游戏群体和邻里是形成这种社会性人格的“首属群体”。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任何割裂两者关系的做法都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生活。米德进一步发展了库利的思想，“认同是主体选择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主体只有融入社会团体并与该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个人的认同”（Mead，1972 ）。“社会成员这样被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好地社会性地采取行动……通过采纳他人对这些行动的态度来实现……”（Mead，1972）。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正从以地缘、亲缘为基础的人群中加以发展，并形成群体归属感。

尽管通过朋友和老乡介绍、自己择业还占很大比例，但是城市新移民通过劳务市场和招工启事获取就业信息已经占到相当比例，说明城市新移民正逐步融入信息社会（见图4）。(www.xing528.com)

图4　就业信息渠道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提出：新移民与固定居民的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英格尔斯，1985）。按照他的这种认识，固定居民与新移民的接触经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移民对城市的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通过与城市人交往，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城市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此，我们做了“与城市固定居民交往感知”的问卷，结果如下（见图5）：

图5　与城市固定居民交往态度感知

两位受访者的说法代表了城市新移民的自我隔离的心态：“我们不敢跟城市人打交道啊，人家有钱看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我们跟城里人没有共同语言，人家工作是为了生活，我们工作是为了生存。”

城市新移民愿景指向与现实的保守交往方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约有40.1%的城市新移民对进城市生活表现出较强的意愿，有32.4%的人表示“很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有27.6%的人表示“既然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

由上可见，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交往对象和愿景较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变化不大，其社会交往空间并未由于城市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城市新移民，其社会交往半径依然局限在亲缘和地缘之中。

3.经济生产空间：焦虑的身份感受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420名城市新移民中，工作单位性质（见图6）以企业为主，主要从事制造业（39.3%）、建筑业（10.2%）、商业服务业（16.7%）和交通运输业（31.2%）等行业。从工作时间来看，城市新移民普遍工作时间长，其中每周工作5天占18%，工作6天占39.3%，工作7天占到28.8%；每天工作8小时占11.9%，工作8—12小时占79.3%，工作12小时以上占8.3%。

图6　工作单位性质

虽然干的活比较脏和累，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月收入却不见得高。税后月收入普遍在2 500元以下（见图7）。较低的工资导致生活拮据：月支出“总是入不敷出”的占15.5%、“基本够用”的占38.6%、“略有结余”的占37.4%、“结余很多”的占8.6%。

图7　月收入情况

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待遇等因素，进城工作后，城市新移民普遍“跳槽”，“跳槽”频次依次为：“没换过”占28.6%、“2—4次”占47.6%、“5—7次”占19.8%、“8—10次”占2.61%、“10次以上”占1.42%。

然而，无论怎样“跳槽”，工作总不能使他们满意。只有11.9%的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示“很满意”，30.7%的人表示“比较满意”。大多数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持有模棱两可或者负面态度，认为“一般”的占43.6%、“不太满意”的占12.8%、“很不满意”的占0.95%。如果将城市新移民的收入作为自变量，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后，排除一些与收入有关的客观变量，检视失地农民对经济地位特征感受对自我认同的影响，发现“收入”主观感受对目前身份判断有明显的影响。

根据问卷调查，理想的工作在城市新移民的心目中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表2　理想工作的影响要素

城市新移民找工作最看重的前三位因素是工资待遇、各种社会保障、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好。最不看重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工作体面、企业的知名度和离家距离。由此看来，他们更关注的是物质层面的因素，对精神层面的因素考虑较少。

结　　语

下沙经济开发区可谓是中国东部城市化的缩影，我们调查的5个住宅小区的新移民，尽管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以往的生活资本和生产资本，居住方式处于既非城市又非农村的模糊状态，造就了其身份判断的模糊性；其交往方式限定在亲缘、地缘范围内，造就了其身份归属与现实生活现状的矛盾性；其从事着非农且不稳定的职业，就业空间狭小，收入难以保证，造就他们身份感受的焦虑性。

调查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城市新移民中大多来自农村，为了生计，卷入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多数处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变动空间，使其不得不面对物理生存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经济生产空间的失序，面对新的生存方式、异质性的生存体验的挑战，打破了其基于物理生存空间、血缘和地缘、农业生产的身份认同，时时感受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无常与冷漠冲突、传统的理想的家园与劳作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生存空间与合法性身份的社会对抗。换言之，城市化已在不断解构着他们原有的社会认同，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秩序困境”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已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因此，为了帮助城市新移民建立合乎理性的身份认同，当务之急是重建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空间秩序。通过制度改革和空间重构，渐次实现城市新移民社会空间的有序、理性与和谐。

［参考文献］

1.崔波、李开宇、高万辉：《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社会空间视角》，《经济经纬》2010年第6期。

2.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高万辉、王兴中：《城市商娱场所“引力区”空间认知规律研究》，《干旱区地理》2008年第5期。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阿里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俞可平：《新移民运动、公民身份与制度变迁：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的一种政治学解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

9.Mead，G.H.（1972），Mind，Self，and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注释】

[1] 1978年，我国共有城市193个，2008年，增加到655个，1978年，城市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8%，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迅速提升到45.7%（国家统计局，2009年）。

[2]该图受到《城市商娱场所“引力区”空间认知规律研究》一文的启发。详见高万辉、王兴中：《城市商娱场所“引力区”空间认知规律研究》，《干旱区地理》2008年第5期。

[3]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木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