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天地：都市景观与消费怀旧

都市景观与消费怀旧——试析上海新天地“怀旧”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认同

王欣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　上海近年兴起的“怀旧热”，代表了其向“国际化大都市”崛起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想象与身份认同。其中，新天地为我们理解这一现代性的“怀旧”提供了经典诠释。作为经营文化遗产的典范，新天地一方面在外观和文化表征方面达到了所谓“整旧如旧”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它的运作也很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商业逻辑。混杂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的回眸，上海新天地的“怀旧”一方面指向身份认同的情感归属，一方面又与消费主义混杂一隅。当怀旧主体的审美情绪从一场追根溯源式的想象渐次演变为一则发展主义的神话时，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主导了对城市现代性的批评性分析，上海的文化身份认同也被悄然重构。

【关键词】　上海新天地；景观；怀旧；现代性；文化混杂

引　　言

“传统的消逝”和“怀旧”是现代性的典型征兆，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代性的两副面孔。怀旧的作用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后视镜”理论：人类的历史就像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但挡风玻璃前面的景象是模糊的，而后视镜却是清晰而明亮的。车子越往前行驶，我们从“后视镜”中看到的过去就越多，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愈发明白，由此，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将要到何处去。所以，“向后看”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怀旧”也是现代社会的典型情绪之一。

“怀旧”实际上是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导致人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是不同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一个得到公认的思路是保护传统，同时把传统进行“现代性”的改造，让传统尤其是优秀文化的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例如，法国巴黎的蒙特利尔区在外观上和几百年前没什么分别，但是房屋里面的生活设施已经完全现代化了。于是，人们既可以在真实的景观中怀旧，又可以在古代的环境中过现代的生活。中国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一个明显的转型期。“转型”意味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和新价值观的形成，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路指引下，我国相关部门对传统更倾向于一种商业开发的态度——对文化传统予以“再生产”，以便其能获得最大的商业效益。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怀旧”登场了，它利用人们的某种怀旧性期待和冲动，将许多历史符号转变为商业操作的工具。

上海新天地建筑群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怀旧”提供了一个经典诠释。作为经营文化遗产的典范，新天地一方面在外观和文化表征方面达到了所谓“整旧如旧”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它的运作也很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商业逻辑。作为一个成功“经营城市”的案例，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为人津津乐道。本文将重点分析它的形成过程、运作逻辑，以及这些内容背后的文化表征含义。混杂着对未来的狂热憧憬和对过去的怅然回眸，上海新天地的怀旧一方面指向身份认同的情感归属，一方面又与消费主义混杂一隅。当怀旧主体的审美情绪从一场追根溯源式的想象渐次演变为一则发展主义的神话时，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主导了对城市现代性的批评性分析，上海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正在被悄然重构。

一、新天地的语境分析

上海新天地被认为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难以企及的成功：一是经济效益，新天地成功地将上海老建筑变成颇具吸引力的商业场所，同时又带动了周围地段的房地产业，使这一地区的土地效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并从中收获了巨额利润。二是文化价值，新天地被广泛视为上海的文化名片，是彰显上海历史文化内涵的典型符号。其实，新天地取得这种令人炫目的成功并非偶然，此后许多城市也效仿新天地的模式来开发自己的历史遗产，如南京的1912酒吧一条街等，但都没有达到相应的影响力。所以说，新天地的确可以看作是都市景观现代性怀旧的一个经典案例。

1.新天地概述

在“新天地”的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国际资本与政府部门为之进行了多层次的“协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就与同济大学进行了里弄住宅的改造研究，然而，改造方案年年在做，却很少实施。1997年，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在众多石库门建筑群里选择了淮海中路旁、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紧邻中共一大会址的三万平方米的地块进行研究及整体规划，特别聘用了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本杰明·伍德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新加坡日建设计事务所，并邀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为顾问，以不同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来剪裁这块旧区。“新天地”石库门改造区于1998年启动，区内分北里、南里。北里以保留石库门建筑为主，务求“整旧如旧”，南里则以现代建筑为主，再以一条步行街串起南北两个地块。为了重现这些石库门弄堂的形象，开发商觅得当年法国建筑师签名的设计图原稿，按图修建，同时进行严格的外观修补和物料强化。今时弄堂、石库门楼房的高度尺寸及屋顶晒台皆与旧时一样。建筑过程中大量采用的旧砖旧瓦先要注射德国进口的防潮药水，并在屋顶上铺设两层防水隔热材料后再进行铺设；难度更高的是为旧屋加设电力、排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要重新利用这些建筑物，就必须对其基础设施进行彻底改造。对此，香港瑞安集团副主席王英伟骄傲地表示：“现在走进新天地的石库门弄堂，依旧是青砖步道、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楣。可一旦步入门内，却是现代生活的典范，打通了原始隔墙的宽敞空间、中央空调、自动电梯，宽频互联网更把这本来被新时代遗弃的天地跟世界联上……这百多年前的高尚住宅区，经过岁月的蹂躏，本来已被逐渐淘汰、遗忘，现在再一次成为了社会的宠儿，为上海增添一份独特的韵味。”^[1]

“新天地”紧邻中共一大会址，空间地理位置的选择显得颇有意味，两者究竟是尴尬相遇还是完美融合，是偶然天成还是刻意为之？开发商将这个本已被历史遗忘的空间“修旧如旧”，使之在“重塑金身”的过程中实践了“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明天是今天的创造”的理念。按照开发商的说法，“整个工程完成后将是上海国际都市身份的代表。这理想蓝图的实现，需要有效的土地利用规划、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政府与发展商的共同信念和决心”^[2]。

如今，新天地已成为上海市的文化名片，是举世公认的上海符号。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效果，和新天地的经营者善于有效合理地使用资源密不可分。

2.新天地的“经营城市”方略

可以说，上海新天地的出笼，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经营城市”的理念。所谓“经营城市”，就是要寻找一种路径，把城市资源变成经济利润。正如著名记者、策划人王志纲所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竞争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3]这一理念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导向作用。

“经营城市”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卖地”。由于卖地可以直接获得巨额利润，这导致了中国内地持续20多年的圈地运动。1986年，随着《土地管理法》的出台，土地开始有偿出让，其经济价值逐渐被发掘。时至20世纪末，住房实物分配被全面停止，房地产业的地位受到肯定，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拉动GDP的有效手段。于是政府圈地，要么将其命名为开发区租给企业，要么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能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个利润无疑又被企业和开发商变为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这种“经营城市”理念的支配下，中国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土地被出售或者拍卖，在土地上建成的各种城市设施都必须符合“经营城市”的逻辑——要么是商品住宅，要么是CBD商务区，或者是经济开发区，再或者就是代表“政绩景观”的都市广场。面对这场建设浪潮，历史遗迹无疑脆弱得不堪一击。

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营城市”是一个很危险的理念。杨东平就指出：“这不仅仅是强烈的‘产业化’的思路，把城市发展不由分说地变成创收盈利的经营活动；而且，显然有一个自命不凡、凌驾于城市之上的力量，认为自己能够驾驭和操纵城市的命运。”^[4]笔者认为，这个力量是城市的管理者——政府与商业力量勾结的产物，它导致了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在城市建设中占据支配性地位，而文化话语和历史话语成为极其弱势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斥着一种“去旧出新”的强烈冲动。一些极具特色的历史名城在改革开放的号召下急于摆脱传统的城市风貌，为了把自己从里到外彻底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它们争相打出“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帜，动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开始了一场“去传统的战争”。“国际化大都市”是一种大跃进式、泛化的都市定位理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对建筑高度的崇拜和竞争。例如，1985年，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迅速攀升到150多米，开创中国内地城市建设高层建筑的先河；1990年，北京京广中心突破200米；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以“九天四层楼”的速度最终高达384米；而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无论其地域条件如何、历史文化传统如何，无不大肆兴建高层建筑，从而造成了中国大地“千城一面”的景观。如今，上海的浦东新区、北京朝阳区的CBD商务区与香港的中环街道在景观特质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便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的产物。

但失去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在城市发展，尤其是与国外城市打交道的时候反而是不利的。国外发达国家经历了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也体验过所谓的“现代性隐忧”，对高楼林立的都市并无多大好感。于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定位”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命题。

在“城市定位”过程中，历史成为重要的、乃至唯一的定位元素，因为“历史价值”最容易被认可，也最容易传播。比如南京被定位为“博爱之都”，这种定位具有典型的民国气息。“博爱”本身就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南京又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其特有的民国文化特征在华语地区乃至国际上都被普遍认可；上海则定位自己为“世界级城市”，这和“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民国时期的历史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定位显得厚重、大气、有历史感，城市因为自己的历史积淀而获得一种坚实的身份。相反，如果从当下获取城市定位的元素，往往会显得轻飘而没有文化内涵，比如海口被定位为“娱乐之都”，成都被定位为“美食之都”，其所表达的城市文化意蕴则差了很多。

每一个城市定位背后都有相应的政策、设施和都市景观，即从外观和内涵上都要显示出这种定位的特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营造一些符合“城市定位”的典型景观，用当下流行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打造一张城市的名片”。当然，有些“名片”是浑然天成的，比如长城、故宫之于北京，中山陵之于南京，黄鹤楼之于武汉等等。但浑然天成的“名片”往往过于古老，适合城市经营的“名片”则需要专门打造，这是所谓历史景观再生产的重要动因之一。新天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炉的。

二、历史符号的再造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经营城市理念以及怀旧的兴起，带来了对历史景观进行重塑和再造的热潮。于是，怀旧不只是一种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主观意念，更是一种商品化的物化符号。近来，中国许多城市都有这样那样的历史符号再造的场所，其作为传统的发明，在不断改写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写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体验。下面，笔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展开分析。

1.景观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当代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表现为一种景观，即一种为人观看的图像。这是法国思想家德波的经典论断。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历史遗迹越来越成为景观化的对象。历史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呈现在旅游景点、图片、电视节目等载体中，成为某种景观符号。对于当代人来说，接触历史就是接触这些景观符号。我们说新天地是上海历史的符号，无疑是说得通的。陈丹青所言一针见血：“上海‘新天地’是钱堆出来的，是石库门弄堂的高级残骸，残骸里塞满了欧美昂贵的消费点，游客在残骸里走来走去。”^[5]

从景观符号的生产来说，在传统发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些失去了本真性的历史符号，其实是鲍德里亚所谓的典型的“仿像”。在鲍德里亚看来，“仿像”就是“无原本的模型的无穷复制”，就是某种超现实的想象之物的模拟。这对怀旧的符号再生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传统文化不断消逝的现代化进程中，过去的历史记忆只有通过不断地再造历史符号才得以维系。于是，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来生产或重现各种历史的怀旧性“仿像”，便可以创造出“假的比真的还要真实”的符号来。今天，高度博物馆化和陈列化的历史景观符号，无论是在博物馆里（如文物展出），还是在抽离性空间里的表演（如传统手工艺的现场表演），或是主题公园（如深圳的“世界之窗”）等，均是仿像的再生产，其结果乃是一种超现实的幻象。正如鲍德里亚在分析迪士尼乐园时指出的那样，迪士尼乐园是要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它是一个比真实世界还要真实的世界^[6]。如果说迪士尼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想象的世界，那么历史古迹则提供了一个回到过去的虚幻通道，当人们沉浸在其中时，仿佛回到了历史的过去，产生一种虚拟的仿真感，以此来满足怀旧的冲动。有人认为迪士尼是美国的象征，它显得比真实的美国更像美国，诚然，笔者认为新天地也是老上海的象征，它比其他历史符号更像上海。

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仿拟最终都是生产出一批仿像，这些仿像的核心在于其符号的象征价值和交换价值。换言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符号的能指取代了符号的所指，商品的交换逻辑成为其内在的法则。人们去新天地消费，消费的不仅仅是新天地里的商品，更是消费传统背后的隐含价值，诸如老上海的海派文化、过去的美好时光等。周围的物业、广场、池塘等都会因为新天地的符号价值而获得自身价值的增值。如鲍德里亚所言：“政治经济学将符号的双重性（能指与所指）和交换的丰富性（前现代的宗教和文化实践有多种身份和不实用的意味）还原为等价合理化，商品的代码作为中介价值控制和决定所有价值。”^[7]但问题在于，这种被造出来的历史符号，已经不再是本真的历史景观，当它的能指取代所指而诱惑着人们消费的眼光时，被消费的怀旧本身已经成为怀旧的虚拟化。因为脱离了老上海的历史语境的新天地，此刻已经转变为上海全球化新语境的刻板符号，但是，流连于新天地的游客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2.怀旧的符号社会学

显而易见，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传统正在逐渐消失，当新事物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快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一种相反的心理冲动便产生出来，那就是对历史和过去的留恋。于是，怀旧作为一种当代社会的普遍心态便形成了。

社会学家弗雷德认为，怀旧具有“美化过去”的功能，即人们怀念过去的眼光是带有一种过滤性质的——在怀念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只会忆起那些美好、欢乐、值得肯定和回味的生活内容，而过滤掉痛苦的和负面的元素^[8]。新天地无疑是具有怀旧意蕴的，其开发商关于这个项目的创意就是要利用历史资源、文化记忆吸引各方面关注，最终使这个地方具有很高的景观价值和消费价值。但是，它所引发的怀旧也是经过过滤的，并非所有旧上海的文化内涵都能进入新天地的视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真实的石库门文化生态被新天地巧妙地偷梁换柱。

首先，石库门真实的文化生态是以温情脉脉的生命感为基础的，联排式的建筑以及后来“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居住状态，正好强化了中国人“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理念，但这和“商业化”、“全球化”没有任何关系，也是上海新天地的文化内涵中绝对没有的元素。其次，新天地所呈现的石库门历史只是涉及伟人与文化名人的历史，而非更加普遍的老百姓的历史。其实，石库门伴随的更多的是上海人居住紧张的记忆。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住房紧张问题逐渐凸显出来，逼仄的生存空间和精明的生活意识造就了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在当时社会管理制度作用下，石库门住宅构成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交错的里弄社区，这代表了一种虽有浓厚人情味、生活质量却不高的城市生活，然而，这种活生生的、更大规模的石库门建筑文化在新天地呈现的景观中是无论如何都看不到的。

所以说，新天地的美学呈现恰恰是其设计者选择了上海文化中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来作为怀旧的素材，刻意回避了有关石库门建筑的其他历史阶段和因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上海新天地仅仅是“伪怀旧”呢？它怀念的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被扭曲和建构的历史，在这种所谓历史的背后，还有另外一段被遮蔽、被废弃的历史，这种遮蔽和废弃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如果说，新天地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按照现代性逻辑生产出来的供消费的怀旧符号空间，那么这种生产同时也造就了一些被现代性废弃的物和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居民。随着老石库门房屋的拆迁和改建，他们大多远远地离开了这块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随之烟消云散的是前文所述的石库门文化。当然，他们的住房条件也许会得到改善，但作为曾经的海派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居民却已日渐淡出城市的主流视野。因此，新天地这类建筑以及都市设施的出现，其实是对海派文化总体性的一个破坏，正如杨东平针对中国大都市传统街区的拆迁有感而发：“市民的居住空间需要扩大，生活质量应当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切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网络、社会网络。现代化恰恰意味着市民交往的空间、公共生活的丰富和扩大。我们需要反思：胡同、里弄的生活模式真的不能与现代化住宅兼容吗？现代化社区的建设，应当怎样致力于扩大人的交往和公共生活，从本质上提高人的生活质量？”^[9]

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在历史的长河中，新天地集“怀旧”与“时尚”于一身的簇新外观恰恰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废墟”。它将石库门的生态消灭，同时消灭的是一种安宁、和谐、温情脉脉的文化和情感。此外，在新天地，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均以“碎片”的形式体现：一些外国人在新天地能找到故乡的感觉，部分中国人在其中感知的是西方文明，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能从中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恰恰说明，新天地身上混杂着多种文化的碎片，尚缺乏属于某种文化的“坚固的东西”。而且，它的运作遵循着商业原则，一旦有朝一日不能给开发商带来利润，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被重新拆除，成为“历史废墟”的“废墟”，这正是本雅明所担心的“废墟”有一天会“高耸入云”^[10]。

三、历史景观再造的文化逻辑

新天地的设计师本杰明·伍德曾经说过：“传统意义上的购物区与像上海的新天地、纽约的SOHO、巴黎的Montmarte、东京的银座、迈阿密海滨的林肯街这种空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后者有文化的因素，而Shopping Mall是肯定不会有的。”^[11]新天地之所以会取得这么好的效应，和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新天地所经营的大部分商品都被赋予了极高的文化附加值，这正是它从建成到运作过程中最成功的地方。

1.混杂的海派文化

新天地把人们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联系在一起，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来消费，似乎染上了丰富的文化色彩，给人以不一样的心理满足。而当时的上海拥有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这一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至今依旧令人神往。可以说，新天地所依赖的海派文化，是其自身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

海派文化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定义为贬义词，它和“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称号联系在一起。在诸多的文学描写中，比如晚清的“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新礼拜六派”等无不大量描写了上海社会的黑暗，更不要说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所展示的旧上海的罪恶。以至于解放后，全国上下对旧上海的一个标准表述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事实上，在这种贬义描绘的背后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的“国际化都市”特色初现端倪，与之相伴的是社会经济的腾飞、政治的宽容与文化的繁荣。正如白鲁恂所说：“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12]

总之，一个复杂的、难以定性但绝对令人兴奋不已的海派文化出现了。

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文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想”意义上的，即文化是表现人类的一种理想状态和普遍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文明；二是“文献”意义上的，即文化是记录人类思想和文献的文本；三是“社会”意义上的，即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13]。所以，前文所述的文学作品对“旧上海”的负面描绘，是“文献”意义上的文化，即不全面的。

如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海派文化”。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海派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的商业社会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的；其次，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海派文化，产生了繁荣的文艺界；再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化，体现了人们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

上海新天地完全是根植于这一文化语境，力图通过历史建筑符号来引发消费者的海派文化记忆。

第一，新天地用现代化的内核延续了海派文化重视“工商理性”的内涵。在此，人们依旧能感受到最发达的工商文化。很多细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新天地广场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现代都市特征的休闲场所，所以石库门原来的黑漆木门被换成玻璃门，封闭的民居变成了通透的公共空间。

第二，新天地用石库门老房子的外观联系着旧上海的市井生活。石库门的建筑原本是上海的普通民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状况。为了强化这种记忆，新天地专门设立了一个景点——屋里厢（屋里厢，上海话是“家”的意思），这一保存完好的石库门建筑复原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的居家生活环境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主人房里有留声机、梳妆台上有精致的百雀羚面霜和镶着绿玉的发簪；女儿房里的墙上贴着好莱坞明星照，桌上摊放着英语杂志，此外还有一个老式缝纫机……这些生活气息极浓的物品很容易将人带入一种温馨的怀旧氛围中。

第三，新天地用细节和环境牵扯着精英文化乃至主流文化。“屋里厢”里专门有“亭子间”的展示。在“亭子间”的文字介绍中，刻意强调了其与上海文坛的联系：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许多作家为了躲避内地当局的白色恐怖，纷纷避难上海租界，他们是租用“亭子间”的常客，像鲁迅、巴金、茅盾等大文豪都在其中进行过文艺创作，“亭子间文学”的称号也由此而来。此外，更能体现旧上海精英文化特色的是地处新天地旁边，同样是石库门老房子的另一幢建筑——中共一大会址。这幢房子因为召开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蜚声中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新天地是连为一体的，甚至新天地的名字也和它多少有些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开天辟地”的历史意蕴。

2.“文化互涉”营造的审美距离

如果说新天地是一个本土文化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它还具有明显的全球化意义。或许，用“全球本土化”一词更能体现出这一符号的混杂性。

首先，入驻新天地的商家基本上都是国际著名品牌。星巴克、地中海露娜餐厅、法国乐美颂歌舞餐厅、SOHO英式酒吧等等，无不表明这里是一个全球消费文化的汇聚点。到了新天地，人们可以消费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商品，这种消费本身就具有典型的“全球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新天地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费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充斥新天地空间的都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符号，如此，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西方化”。而在上海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消费”所起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消费”背后表征的是某种幸福的生活和允诺，当人们消费某一物时，其实就已和这种“物”背后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联系到一起。这正如鲍德里亚的判断，“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的过程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消费材料于是充当了骗术，而不是充当劳动产品。更进一步地说，丰富的资料一旦与客观定义相分离，便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恩赐，视为天上掉下来的好处”^[14]。

其次，作为上海市的文化名片，新天地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尤其是新天地一号，接待过包括当时的俄罗斯前总统普京、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香港前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等蜚声中外的人物。随着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自身的大力宣传，新天地无疑被笼罩了一层浓重的国际化色彩。中国风格的建筑，世界盛名的品牌，经常闪现的金发碧眼的西方面孔，这些元素被现代化的管理规范糅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国际化景观。西方人喜欢去新天地，中国人也喜欢去新天地，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所体验的是不同的文化内涵，诸多复杂的文化元素在新天地中纠缠交错，难分彼此。

新天地表意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是颇具霍米·巴巴“第三空间”意味的建构。这为来访者造就了一种奇特的欣赏效果，即无论消费新天地的哪一块领域，人们都会觉得有距离，它不会让任何人产生宾至如归的亲密感。比如，新天地原本是中国本土的建筑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全球化商业符号的注入，将新天地原本寓意的海派文化渐渐推远。麦当劳、星巴克、整洁的街道、规范的管理、不时出现的外国面孔，这些讯息仿佛告诉人们：我们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都市，我们只能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远观海派文化，如此，距离的产生赋予怀旧充足的审美意蕴。同样，当人们坐在星巴克享受异国的咖啡文化，但目力所及，尽是老上海的文化符号时，新天地的海派文化遗骸已把美国文化推远，它时刻提醒人们是活在当下的中国上海，即便有麦当劳、星巴克，美国文化也不过是一个“他者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天地颇具福柯所谓的“异托邦”性质。“异托邦”是连接乌托邦（梦想）与现实空间的平台。比如殖民主义者远洋的海船，它一方面是确定的现实，甲板是殖民主义者脚下坚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它联系着征服梦想的殖民地，那里据说有土地、黄金和数不尽的资源。因为相信这种“据说”，所以殖民者才能充满希望地忍受远洋之苦^[15]。至于一些负面情况，例如土著人的反抗、莫名病毒的传播等等，是船上的殖民者暂时不愿意去考虑的问题。新天地也是这样一艘在现代性进程中行驶的航船。一方面，人们只要有钱，只要身在上海这样一个现实中的都市，就可以接近它，实施这一行为非常容易；另一方面，新天地又连接着某种梦想和幸福的许诺，这些就是新天地的文化资源：西方现代性的神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海派文化的活力、消费文化的满足等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新天地得以交融并汇，进而新天地也成为各种文化的期待对象和指涉对象，其“异托邦”色彩为人们提供可以触摸超现实的文化路径，满足了人们当下的文化梦想。(www.xing528.com)

但是，接近新天地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幢老房子都是一个商店，或需要购买门票，或需要特殊的会员身份。于是，怀旧的审美和消费纠缠在一起，艺术的感觉需要通过金钱才能实现，怀旧被商业利用而产生异化。这正是德波看出的现代性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吊诡：文化价值和意义最终以商品景观的形式出现，人们关于文化的冲动和愿望暗中转换为商品的交换逻辑。

四、结　　语

新天地是当代中国文化表意实践的典型个案。它彰显了传统的再发明和历史资源的再利用，鲜明地呈现出文化和商业的融合。同时，作为一个符号，它以其高度的混杂性关联了诸多异质和同质的元素，满足了当代人怀旧的愿望。当文化的怀旧演变为某种商业消费行为时，当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变为新发明的全球化符号时，它带给我们的思索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一个现代化急速转型期，当下和历史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不断产生怀旧的冲动和欲望，我们期望在过去的历史联系中找到慰藉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我们在当下与过去的联系中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因为过去的语境已经不复存在，满足于怀旧的那些历史符号最终不过是抽象的、重新发明的东西而已。因此，怀旧的满足和历史的安全感最终不过是虚幻的，我们越是想牢固地把握住过去，抓住的却不是那个本真的过去。

其次，怀旧作为一种现代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心理动因，原本是一种精神活动，但是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怀旧再次被充当为商品消费的产物。换言之，在重新发明历史符号的同时，也就将这些符号的所指和能指剥离开来。那种可以满足我们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价值的论调，不过是商业把戏的托词而已，怀旧在现代社会最终还是成为一个变换了形式的商品消费。

最后，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复杂交错，使得某种文化的混杂性深蕴在新天地这样的景观符号之中。它特有的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历史与当下、精神与物质的诸多元素，构成了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的混杂性。如果说霍米·巴巴将宗主国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二者结合的产物称之为“第三空间的混杂文化”的话，那么，新天地身上的文化混杂性将远远超过二者，这是中国现代进程乃至后现代进程中的独特表征。同时，新天地折射出不同中国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的轨迹，毋宁说，表征了当下中国人在文化身份认同层面的某种迷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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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1.〔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2.〔美〕斯蒂芬·贝斯特、〔美〕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4.〔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陈惠芬：《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史林》2004年第2期。

1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刘青峰编著：《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王英伟：《港资参与内地建设个案研究——上海新天地》，《城市规划》2002年第6期。

24.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6.叶中强：《从想像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27.於红梅、潘忠党：《国际大都市的想象与诠释——作为符号的〈良友〉画报及其文本》，《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28.张鸿声：《“上海怀旧”与新的全球化想象》，《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29.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30.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 王英伟：《港资参与内地建设个案研究——上海新天地》，《城市规划》2002年第6期。

[2] 同上。

[3] 王志纲《：“城市经营”是你我永远绕不开的情结》，http://house.focus.cn/news/2004-10-08/79000.html。

[4]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页。

[5] 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6] Mark Poster 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72.

[7]〔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8] Fred Davis，Yearning for Yesterday：A Sociology of Nostalgia，London：Macmillan，1979，p.105.

[9]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页。

[10]〔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11]戴炎辉：《新天地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访问设计师Benjamin Wood》，《设计新潮》2002年第1期。

[12] 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刘青峰编著《：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4页。

[13]〔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4]〔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5] 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 1967），Heterotopias，http://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