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迁中的乌托邦解读

从城市批判到生活方式报道：《新周刊》的城市“乌托邦”解读

从城市批判到生活方式报道：《新周刊》的城市“乌托邦”解读^[1]

葛俊芳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现代性启蒙的宏观视角和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二者之互动基础上演绎的。在此氛围中诞生的媒体必然地承担着城市意象的传播与建构，也经受着来自这二者力量的穿透、角逐、平衡。作为第一本致力于发现城市、表达城市的大众媒体—《—新周刊》堪称独树一帜。但是在外力和内力的双重夹逼下，自觉经历了从宏观的“城市”启蒙到微观的“生活方式”这一传播路径的转向《，新周刊》也最终完成了在市场、政治等外力胁迫下的驯服和自我审查，从硬性的城市批判滑向软性的生活方式引导，而它宣扬的城市观最终以“乌托邦”的形式定格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关键词】　现代性；城市；生活方式《；新周刊》；乌托邦

一、现代性语境下中国的城市化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韧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19世纪中期，西方强力进入中国，以往相对处于封闭和静态的中国仓皇中就被裹挟进西方工业化市场的漩涡。在书写“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救亡的时代命题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也开始了对“现代”的打量。于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葛瑞看来，正是“在与西方物质文明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也间接地发展起来”（葛瑞，2007：34）。如果说在和西方对抗性的这一层面上，我们在“现代”的观照下发现了“民族国家”这一宏观的身份识别，那么与此同时，20世纪早期雨后春笋般萌发的期刊诸如《良友》、《点石斋画报》等大众传媒与知识阶层则在古今和中西的张力中开始登场，在营造半殖民都市文化的过程中，将宏大的现代性启蒙和微观的日常生活有机衔接起来，“他们拥抱‘现代’，却又保持一个古老文明所特有的美感和生活态度，把传统文化所积淀下来的社会与文化理想赋予新的语汇和结构，他们正努力把作为外来威胁的‘现代性’驯化为一个社会内生的创新力量”（吴靖，2010：121）。

历史在此脉络上曲折演进至今，现代性的本质恰恰就嬗变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童星，2006：56）。这一全球性的命题和中国的本土实践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发达如美国也经历了“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没有哪个部分像城市一样曾被这样有目的地加以控制，以准确地达到我们正达到的状况”（雅各布，2005：5）。在急遽的追赶世界和主动造城的双重力量驱使下，到2011年为止，中国的城市化率已将近过半，城市化进程本身呈现出明显的转型。未来我们的城市化还将不断推进，届时将近5亿—7亿的农村人口要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重大而空前绝后的变迁，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童星，2006：63）。正如一些外国媒体所洞察，中国已经开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实验。城市作为城市化的对象和结果，无疑成为这一核心话题的内核。因为它既是人的现代性体验的主要场所，也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活动中心，正如马尔图切利眼里的芝加哥一样，“城市就是现代性的大漩涡”（马尔图切利，2007：322）。

二、《新周刊》从城市到生活方式的传播路径转向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喷涌时期。1996年8月18日，《新周刊》创刊，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城市表达欲望的膨胀和民间思考的勃发二者共同发酵的产物，这可以从《新周刊》主笔令狐磊的话中得到印证：“今日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新意义的‘新中国’。殊为难得的是，这‘新中国’的成长中，《新周刊》不仅仅是个记录者，还因其‘新锐’进而演化为参与者。一如美国《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与美国精神的特殊联想，在《新周刊》，亦暗合了这种关联。甚至不妨说，《新周刊》表达的东西，正是这‘新中国’要表达的东西。”由此，《新周刊》将自己定位在“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秉持“观点供应商、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传媒运营商”的办刊宗旨，成为中国期刊市场上最具代表性和舆论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也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化运动中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陈卫星曾给予其高度评价：“《新周刊》开风气之先，有启蒙城市的运营意识之功，不仅呼唤‘城市世纪到来’，更是宣告‘城市中国到来’。也正因如此，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城市走向的一个绝佳标本。”（陈卫星，2006）

曲折挺进到今天，可以说这是15年的“幸存者的游戏”了（喻乐，2004）。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仔细把握《新周刊》在这十余年的演变轨迹，则可以触摸到一条清晰的演变脉络，《新周刊》的城市叙事从排榜、命名、摇旗呐喊开始，充满了激昂的斗志，逐渐转入不断循环的反思与批判，最后再把报道的重点扩展到整个城市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这种扩展恰恰使《新周刊》丧失了最独特的城市观察角度和最有力的城市表达方式，也使它最终沦为大众化传媒消费主义阵营的一员，从此，泯然众人矣。

本文拟将这一流变轨迹简化为从“城市到生活方式”，以期能够深入细节，重点阐述这一转向的过程、表现及背后动因，以便更好地呈现《新周刊》对城市的传播态度和实践。

1.《新周刊》的城市观传播：从城市到生活方式

从创刊起，《新周刊》就把“城市”栏目作为其重点经营的一个品牌，也有“城市报”和“都市脸谱”之类相近的栏目设置。同时他们倾力打造的专题策划也很多次以城市为核心话题策源地。1996年开始到2000年之间，他们先后做过当时反响强烈的专题策划如：“中国城市十大败笔”、“上海人为什么迷恋30年代”、“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第四城”、“体验之都”、“北京的N个不可替代”、“广东方式”等。其中1998年8月1日推出的“城市魅力排行榜”（《新周刊》总第45期）更是一鸣惊人，连封新城也承认“这期的专题奠定了我们对城市评价的影响力，用感性去描述常规事物这一做法也成形了”。自此，关于城市的话语铺天盖地。迄今为止，《新周刊》报道过的城市不下两三百个，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城市研究者都在上面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使其成为多元的城市话语平台，成为中国城市评论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传媒派”（何树青，2006：43）。

《新周刊》的城市表达这条伏线一直延伸至今，在2011年第15期的《新周刊》创刊15周年特大号上，他们以一个“中国控”的身份提了15个问题，其中关于城市，他们仍然在问几个追索了多年的问题：如何发现城市魅力？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

2000年以后，《新周刊》当时持续的关于城市的各种火热的批判、讨论发生了改变。《新周刊》总编辑封新城也曾陈述这种转变，最初几年的《新周刊》是以批判者自立并赢得社会和市场。但从2000年的第1期发生了明显的偏向，“这一年从批判者开始转型为生活潮流的引领者，主动采取了‘立’的姿态——我找到一个词，叫‘生活方式’”（柳剑能、张志安，2003）。

那么，他们口中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何物？从理论层面来说，早期西方社会学中的生活方式研究以韦伯和凡勃伦为代表。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生活方式研究出现了新变化，即以消费概念替换生活方式概念，消费方式研究成为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高丙中，1998）。

20世纪后半期到世纪之交以来，人们越来越把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概括性很强的综合概念加以使用。生活方式是一个回答“如何生活”的概念，自然包括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域，如消费、休闲、交往、婚姻家庭以及各种细微的领域和特定的形式表现方面，如生活风格、时尚、隐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方式既是一个概念程度很高的综合性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可感的很具体的概念（王雅琳、董鸿扬，2003：绪论3—4页）。正是因为它的可感、具体，使得这种理念的操作方式比理性的思辨更加适合杂志实际运用，这也正是《新周刊》触摸到了社会生活变化脉搏的体现。并且，这种情况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已经现出端倪。21世纪伊始，美国新闻杂志在内容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硬新闻减少，软新闻增加，“特别是新闻杂志，它们越来越强调有关生活方式的故事”（甘斯，2009：再版前言第5页）。而早在芝加哥学派的沃尔斯就已经洞悉到这种必要性，“我们必须寻找都市生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可能的发展方向，无论是福是祸，都市生活的变化不仅会改变城市，而且会改变世界”（路易·沃尔斯，2008：153）。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找到生活方式可以说是《新周刊》与时俱进的表现，虽然这种“与时”并不见得都是“俱进”。

不过，从大众媒介实践操作层面来说，“生活方式报道”（Lifestyle Journalism）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在美国传媒界，这类以“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报道已经成为与“硬新闻”并列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生活方式报道的目的一般可以归纳为“怎样生活得更美好”。这样来看，“生活方式报道不一定紧追时效，但会极富想象力和创意地使用语言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王栋，2008：469）。这种对语言的过度亲近和依恃在《新周刊》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在业界它一贯以“制造概念”而得以特立独行。

传统上，生活方式报道主要涉及三个F：Fashion、Food、Family，但是具体的操作方式却大相径庭。相比较而言《新周刊》的报道方式比较接近《纽约时报杂志》，正如其副总编辑凯瑟琳·布顿认为其杂志“融入了过多的个人色彩，以更亲密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新周刊》设置了一些个人专栏，以个人的视角来切入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传播。“他们不会去教别人应该怎样生活，而是介绍别人的生活方式，展示其中你可能会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报道更倾向于通过“社会学视角”而不是“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蕴含新闻元素的一些事实”（同上：109—111）。但是，对《新周刊》来说，对生活方式的具体操作没有前路可鉴，又是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命题，所以它一路走来，免不了偏离甚至违背原来的初衷。这后来导致它不断陷入商业利润和社会影响力的迷恋，而滑向了浓厚的“消费主义”和孤芳自赏的“精英主义”双重泥淖，这也使得它的城市观明显带有上流社会的痕迹，连同它大力贩卖的生活方式也因为太过小众化而自绝于更加底层更为宽广的社会基础。

2.《新周刊》从城市到生活方式转向的背后

《新周刊》对城市的诸多表露，何树青是当然不让的执笔者。这主要是通过《新周刊》的招牌看点之一“何树青读城”栏目体现出来的。何树青把十年的《新周刊》做了一个清晰的梳理：1996—2000年，基本是中国社会情绪的泄愤口，它的“语势和腔调代表了中国杂志的愤青时代”，但是2001年到2006年期间，杂志变得圆滑，喜欢戏说（何树青，2006：2）。

这在另一本书名为《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新周刊〉十年精选》中也得到封新城的认可，当新世纪到来，《新周刊》从贩卖社会情绪到“转以生活趋势观察家为全新定位，卖观点，更卖生活方式”（《新周刊》杂志社，2007：序言）。恰如一个名叫锤子的网友的生动评论：《新周刊》从代表一个时代的荷尔蒙过渡到代表一个时代的口水。

且不说这种转向是否成功，如果我们花点时间来考察一下转向背后的动因，也许才能真正把握“何以如此”。表面上看来是基于市场细分和网络的生存情势的阶段性的市场策略，但实际上更无法对抗的外力来自“政治正确性”的舆论导向，《新周刊》因为一期“20年备忘”专题而遭到停刊整顿三个月。在这种体制下，“广告商不允许他们在政治上冒险，而是要求他们做适合中产阶级口味的东西”（庞春燕，2006）。鉴于广告收入在新闻生产中的意义，新闻从业者不可能去惹恼广告商而只能去谨慎处理那些触怒广告商的素材（甘斯，2009：324）。

接下来每期发布的“生活方式创意榜”，和早已有之的“中国城市魅力榜”一起成为《新周刊》最有利最稳定的城市表达手段。而此后诸如“她世纪”、“飘一代”、“愤怒的房子”、“危险的餐桌”、“穷忙族”、“世纪沟”、“同学会”、“食脑时代”、“钝感的力量”、“城市肖像、“上海不是榜样”、“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给我生活，地方随便”等一溜儿的唯“生活方式”马首是瞻的封面报道接踵而至。

如果说市场、政治和商业压力是几个比较明显的转向动因，那么还有一个隐避在《新周刊》办刊群体身上的隐性原因丝毫不容忽视。《新周刊》曾经的主笔令狐磊的一篇非常个人化的博客可以帮我们从更加细微的层面上把握这一点。他一直感觉“《新周刊》的立场是漂移的……它的核心创刊人多是生于1950年代与1960年代，正是现代中国面对两种抉择的关键时刻”。由此，“在传统与现代的两种话语背景中，《新周刊》始终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一方面不认同现在，另一方面亦对中国正在进入的全球化时代而焦虑。“这与《新周刊》地处南方有关，对于时局变幻采取的谨慎与深刻探讨的习惯亦不无关系。”并且“就算是放置于民族觉醒这个宏大主题下，新周刊同样表现出奇特的面孔：它一个面孔是呐喊者与鞭答者，而另一面孔则是‘难得的’袖着手的局外观察者”（令狐磊，2006）。

到现在，当我们从外源性和内源性两个维度去审视《新周刊》转向的背后因由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周刊》城市传播路径的转型。这也同时意味着《新周刊》发展历程上的“新闻纸时代”的结束，那时主要是靠媒介人的理想做事，并没有太多考虑市场问题（郑萍，2007）。

2010年12月，由《新周刊》杂志社与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联合创立的“生活方式研究中心”，将这一转向走向极致（卜昌伟，2010）。但实际上，如果《新周刊》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生活方式”，那么这种“极致”不见得都是有益的。

三、《新周刊》的城市乌托邦

有人曾问了一个我们很熟悉却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关注城市了吗？我们无疑这样做了。问题并非仅此而已，问题在于我们是如何关注的，我想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只是城市的皮毛。”（奈格尔·J·斯里夫特，2008：195）

在这15年来，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传播，《新周刊》都在不遗余力地表达它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的观点。无论是对文化名城充满哀伤：“城市虽然更新，但已千城一面，并且魂不附体。切段历史根须之后，每一个城市都是受伤的城市”（《新周刊》杂志社，2008：2），还是对全国如火如荼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叫嚣和暴戾行为，它都显出了自己的态度，即使这种态度有时是暧昧的、混乱的。

但总体来说，《新周刊》对城市的反思更多的是一种轻飘而柔顺的嗔怨，偶尔的呐喊也带有一点非理性的颐指气使，因为缺乏像雅各布斯所说的那种视野，“正确描述不是来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来自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雅各布斯，2005：12）。这使得它对城市的批判有些绵软。再加之，每期充斥其间的那些广告因为传播过于高端的生活格调，使它不油然地滑向消费主义的陷阱，这本身也削弱了它的批判力。

即使《新周刊》把杂志中关于城市的理念延伸到书籍中，出版了“读城·问城”书系，但这种关怀仅更多地限于历史文化名城。到现在为止，《新周刊》并没有告诉我们，未来我们的城市走向何方，城市是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虽然这有些苛刻，但对于一本生于城市，和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杂志，这是它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一段时间，《新周刊》在它对城市的批判中构建着一个模糊的城市乌托邦，但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明显的怀旧情绪，对现在的城市极度失望后转而一味滑向对小农社会和乡村生活的怀乡病里。但正如雅各布斯所言，“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从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中寻找解救城市社会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同上：503）。

我们不能苛责《新周刊》，因为西方在进入城市社会以来，也没有停止这种情绪。西方“20世纪的都市研究贯穿了一条深深的怀旧烙印”。“现代大都市的变迁引发了一种二级讨论，这种讨论不考虑在都市形式扩张性重建的过程中究竟出现了什么，而是考虑失去了什么，在最最尖锐的论者看来，它引发了一股都市怀乡病，一种对所谓‘历史性城市’的渴望，那是一种很明确的都市生活：文明的，都市的，充满创造力”（Soja，E.W.，2006：325）。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而城市就如同这个实验室里正在被酒精灯加热的试管，最终反应生成什么样的物质来，谁也没有把握。但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最根本起点，那就是城市究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观照《新周刊》在城市传播中的得失，理出一个大众传播参与城市传播和构建的可能路径。

但首先如果我们“局限于城市的实际范围来理解城市生活，将城市看作是具有确定界限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理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路易·沃尔斯，2008：143—144）。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研究方面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的取向。他们把很多的目光投向城市的阴暗面：贫民窟、公寓房、罪犯、妓女等。这个学派的中坚人物罗伯特·帕克曾经教导学生在研究工作中应该“把手弄脏”，要对富人认为肮脏的东西感兴趣，并把它们如实呈现出来。反观《新周刊》，尤其自转型以后，往往偏向展示大城市的光怪陆离、灯红酒绿，而缺乏了像芝加哥学派那样的人性化的视角，这使得它的腔调有些高处不胜寒，太过精英的结果就是孤独，所以，它没掀起更加深层和广泛的城市讨论。

虽然《新周刊》也扬言自己的城市观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在《新周刊》的城市乌托邦里，未来‘地球村’就该是参差多态、杂乱无章的，人性城市就是符合人这只猓猿的城市、机会主义者的城市、流浪艺术家的城市”（阎肖锋，2008）。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穿透那些杂志里的文字，我们就会看到这方面的空洞、苍白。

任何时候“立”都比“破”更需要智性和行动。恰如王尔德所言，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齐格蒙特·鲍曼拿“积极的乌托邦”作描绘社会主义的参照，对他而言，“乌托邦远不是不合时宜且不可能实现的某种东西，而是在当今现实中获得特定平衡作用的方式。他说，乌托邦就像一种技术发明，用另一种经验来否定当下经验”（奥斯本，2007：64）。如果我们用这种角度来反观《新周刊》，我们得承认它对城市乌托邦的描绘，不管有意无意，有力还是无力，或多或少，或在质疑、批判中反向加强，还是在呐喊中主动呈现，它都传递出了一种特有的城市乌托邦气息，即使这个乌托邦缺乏对某些更为内核的东西的探询。正如芒福德所问：“作为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城市一直是被调查的对象，但作为社会的公共机构，城市又是什么？”（路易斯·芒福德，2005：193）接着他对未来城市建设做出了一个指向，“展现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在合适的个人和城市架构下演绎自己，这也正是下一代城市的使命”（同上：198）。(www.xing528.com)

在这方面，马克思·韦伯颇有建树。他梳理了从初始到18世纪这段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城市类型。在他看来，西方中世纪城市是理想类型（ideal-type）的城市，是城市共同体的最佳表达形式。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城市不仅是单一的通过经济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它还拥有自己的法、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治等，以及通过全体公民参与而形成的公共权力来进行城市的管理。当然，这种理想形态并不是用来贬低其他城市类型，只是它“很好地说明了何谓城市，因为它涉及同一地域内已经分化的居民的共处，并且在其原则中引入政治问题”（伊夫·格拉夫梅耶尔，2005：7）。

但我们所处的现实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那就是到现在为止，如韦伯在《城市的概念》里明确指出的：“通常来说，亚洲的城市不存在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以及，更具体些，特殊身份资格的市民，在亚洲城市是不存在的，不管在中国、日本或印度，至于近东，也只有发育不全的萌芽”（韦伯，2008：271）。

事实也正如此。因为迄今为止，《新周刊》还没有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关于城市意象的乌托邦，只是凭着对当前城市碎片化的批判，拼凑着它关于城市的想象，不管这个想象离真实有多远。这跟它的视野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根植于时代趋势和社会思潮之中。也因为如此，如果《新周刊》总是把关于城市的话语控制在少数派的“精英分子”圈里，如果把对城市的自觉表达总是局限在制造花里胡哨的概念上，而不是真正从城市空间——市民社会以及城市主体——市民这些基本常识的起点上开始启蒙、营造，那么这种城市的传播是狭隘的、虚弱的，无法拥有滋生持久力量的社会土壤，它宣扬的城市观则最终会以“乌托邦”的形式定格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结　　语

从整个世界来说，人们一直“不断寻求正确的声音，一个‘真正’的声音，通过它来讲述现代性和城市的故事”（Zukin，S.，2006：280）。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现代性启蒙的宏观视角和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二者冲突、平衡的互动过程中展开的。作为一个致力于城市表达的媒体，《新周刊》在外力和内力的双重夹逼下，自觉经历了从宏观的“城市”启蒙到微观的“生活方式”这一传播路径的转向，从硬性的城市批判滑向软性的生活方式引导。

事实上他们对曾有的辉煌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新周刊》城市报道的成功源于两个空档：“第一，中国城市在发展中定位的不足；第二，主流媒体在城市批评立场上的失语。”并且，“中国并未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杂志，《新周刊》只算是补了空而已”（阎肖锋，2008）。所以，它们实时地从城市本身转向生活方式，实际上这种转向也映射着我们社会的急剧转型。但对于一个想要拥有持久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杂志来说，它对自己的预设绝不仅是“补空”而已，当它们在城市传播的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要警惕积重难返，更要不断尝试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情境下，找到合适的手段来赢得生存。这个时候，它们就会遇到理查德·勒翰所指出的命题：“城市最后的挑战对象，是人性的概念”（理查德·勒翰，2008：348）。我们愿看到，有更多的媒体用更成功的方式去传播和构建我们人性的城市和城市的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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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雅琳、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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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栋：《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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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韦伯：《城市的概念》，康乐译，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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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理查德·勒翰：《从神话到神秘》，吴志峰译，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1LZUJBWZY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