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狗：传播学的解析

我传故我在—“—华人与狗不得人内”与“想象的共同体”

吴　驷

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笔者曾编辑过上海《报刊文摘》，此类文摘小报在上世纪80、90年代影响力巨大，虽是二手传播，但其有独特的“议题设置”能力，远胜于主流大报。《报刊文摘》1994年选登薛理勇的文章透露：“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在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制作过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展览会中展出，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公园曾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国人皆知的大事。难怪当80年代有人要对当初制作这牌子作反省时，一些老人还声称亲眼看见过这块牌子而进行反驳，可以这样讲，这些老人确实看见过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滩公园，而是解放后的博物馆里。——结果，此说传开，非常震撼，也遭到抗议，有关宣传管理部门责令《报刊文摘》接二连三刊登反驳文章，表示此牌的存在不容置疑。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更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城市传播学”视野，对纠结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问题，进行一次全新梳理，本文的核心观点为：中国都市意识的传播长期被国家民族意识所遮蔽。

一、想象与形塑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以“语言”为核心线索，追寻民族精神如何被凝聚。他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种新的共同体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所有民族与民族国家都拥有民族的印刷语言。”安德森描述了一个印刷资本主义时代，民族主义被现代印刷术所建构，地方语言在印刷文本中被转换成民族语言。阅读小说和报纸中得到有关民族想象的共同体验。

安德森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被津津乐道并广泛推广，但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中，语言编纂学意味太浓，缺乏传播实存论视界——衣食住行传，在此基本生存样态中，“传”也是一个很唯物的过程，有鼻子有眼的；“传”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作用，用“形塑”一词来表达最为传神。形塑就是剪裁具有高度共享性的意象创造某种“同体感”，在经典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发现正是意见领袖们善于以形形色色的想象力“拗造型”，形塑鲜活的共同体。如开篇谈的“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木牌制作，赫赫有名的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剧《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形塑那块牌子。陈丹燕在《公家花园》一书中有更有趣的讲述：“上海的学校六七十年代忆苦思甜教育，把学生带到外滩公园门口，老师叫学生一只脚踏在公园门口里面，另一只脚踩在公园门口的外面，去感受两只脚的不同，一只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脚，一只则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脚，新旧社会冰火两重天”——意见领袖们有鼻子有眼的重回现场可胜过千言万语。

维特根斯坦曾说没有教堂的神圣是无法想象的。安德森有一个细节抓得精准：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明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地下……对此现象，安德森的分析过于草率。仪式与形塑的内在关系，是进入传播实存论（此文传播实存论指向非印刷语言传播行为）的基本环节。除纪念碑墓园追思相对静态的敬拜仪式，还有动态的庆典游行更值得切入。新文化史家莱恩的《美利坚游行：19世纪社会秩序的再现》实际上就是最佳节庆传播学解析：游行呈现了一种有关观念或价值观的文学陈述所缺乏的情感力量和审美表述……就像是一列行驶在街道上的轨道火车，各色社会群体登上火车，占据了各节车厢，而每节车厢都体现着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游行参与者井然有序纵队行进，成为一种紧凑简洁的文献证据，游行允许无数美国人在完全公共的视野中在街道上书写自己的身份。

在《想象的共同体》里，传播实存论视野中，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节，诚如安德森所言：“人口调查、地图及博物馆这三者一起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同理，反抗殖民，新兴民族自觉的方式也在三者中形塑。尤其博物馆是最直接的现代性“圈地”，它是自我/他者、此时/彼时、这里/那里以及现代/传统形成的重要场所，用公开、物质化的方式上演“他们/我们”的关系。——开篇提到上海在共和国成立后建历史博物馆，形塑新/旧社会的反差，需要那块物化牌子。

泰勒在《世俗时代》里对“社会想象”的描述似乎比安德森更能切中传播实存的世界：“普通人想象他们的周遭环境的方式，通常不是以理论术语表达的，而是以图像、故事、俗语和传说等来表达的。理论通常是一小部分人掌握的……少数人掌握的理论会渗透到社会想象，也许先是精英，然后是整个社会。社会想象是对正当感的广泛共享。”但我们以为在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与其“想象”，不如“唤醒”。近现代中国从“普天之下”剥离出“中华民族”的经验即是唤醒睡狮。印刷资本主义时代导入天朝的过程近乎是个压缩饼干，没吃几口就噎住了，消化不良。民族主义的现代性伴随着鸦片毒品及战争闯入中国之时，救亡不仅压倒启蒙，也压缩了中华共同体的一切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移植现代性“博物馆”建构民族图式的过程，上世纪“故宫博物院”刚刚有了苗头，“九一八”日本人的战火延烧，迫使它迁徙颠簸，流离至今仍一分为二。对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匆匆太匆匆。“想象的共同体”如何可能？对于中华民族给力的还是那两个字——唤醒。

由此我们将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带入“想象的共同体”。费约翰的“唤醒”符号学呈现了“形塑”鲜活的过程：1928年民族革命高潮遍及全国，人民都穿上了“中山装”。这种新式服装的传播，基本与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统一悄然相伴。中山装由一个政党的象征转化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后来，共产党人采用同样的方法，将中山装用一种更普罗的衣料改制，开始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最终定型为毛式上衣，进入了世界市场。孙中山肖像被印上了流通于全国的银元、烟盒以及表壳的背面。他的画像被张贴在墙上和教室里，每周一的上午，学生和政府官员都向画像致敬。很多公共场所都用孙中山的画像和语录来装饰……费约翰对建筑、时尚、进餐规矩以及关于狮子的隐喻等现象的分析，使我们摸到国家民族主义诞生的脉动。《唤醒中国》中有新意的分析还有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牌的讨论。中国人有着将本民族以外的人视为“野兽”的传统文化心理，当自身的民族优越感被打碎后，汉族对野兽形象越来越敏感，即使如此，他们通常并不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狗和猪。一旦发现外国人用自己对待“夷人”的方式来嘲笑他们，这令汉人感到异常震惊。这块木牌迅速转变为民族屈辱的象征。

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标题党所为

先释义一下标题党。“标题党”是近来网络传播中的用语。百度百科中给出的定义如下：

标题党是互联网上利用各种颇具创意的标题吸引网友眼球，以达到各种目的一小撮网站管理者和网民的总称。其主要行为简而言之即发帖的标题严重夸张，帖子内容通常与标题完全无关或联系不大。标题党中，有些人是出于无聊、好玩或者追求精神刺激的目的，意图捉弄其他网友；而更多的标题党成员是出于招揽网友增加访问量，以及某些不便告人的目的，提高点击率，而欺骗广大网友。现流行称为“：飙蹄党”。

标题党举例（选自百度百科）：

A标题：3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

内容：水浒传

B标题：黄色图片

内容：一张图片，全是真的黄颜色

C标题：一骚娘们整容三次均失败，最后被乱棍打死

内容：三打白骨精

D一猛男不顾劝告，酒后乱性与猛兽肉搏！

内容：武松打虎

E女孩昏迷后，被七个侏儒拖入森林

内容：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F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的风流韵事

内容：八仙过海

从实质上讲，这些标题虽然在尽情恶搞，但它们却具备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唤醒”功能，唤醒我们重新阅读反思那些经典故事的欲望。当然“标题党”老前辈，最经典的还是上世纪初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的那块可疑的告示牌——华人与狗不得人内。这是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焦点事件。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一书说：“实际上，民族主义文学中早就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最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确定版本，说有一块明确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真实过程是这样：1860年代诞生的中国第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外滩公园，它地处英租界，后来是公共租界，是不允许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尽管中国人是这块地的主人，租界华人又分担了公园的修建管理费用。后来经过中国人数十年据理力争，最终1927年北伐军打入上海，革命党人唤醒国民，建立新国民政府的背景下，1928年租界管理当局全面取消“华人不准入内”的规定，上海的公园彻底变成城市的公共花园。而几十年来公园华人能不能入内之纷争的关键是上世纪初租界管理当局出现过这样一个公园章程——

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二、小孩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

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佣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事情；

四、不准入奏乐之处；

五、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此章程后来有一些增补改动，但核心内容没有变，问题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木牌，是将章程第一条中“犬不准入内”和第五条中的“华人不准入内”串联在一起并书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还高高挂在公园门口，扎眼触目，即类似当今网络标题党的所为。辛亥革命后编过《中华新报》的陈伯熙先生记述：“公家花园巡捕房订有管理之法，其待中国人非常严酷……以华人与狗并书，凌辱亦至矣……兹辑译巡捕房所取缔诸则，以备自爱者之警惕焉：……”接着陈伯熙引的公园六条章程与上述相同（见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关键是此处提到的“并书”二字，据上下文显然指陈的是章程里出现的这条那条的条款，而不是一块牌子上的并列书写——华人与狗。真正“并书”者，书写那几个字的乃标题党。

这里我们对于“标题党”的传播学界定和前面所述网络流行看法不一样，标题党就是“巧妙”，它的传播修辞学运用自如，不动声色，三下两下，推到极致。不管被传播者真实意图如何，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善意还是恶意，在模模糊糊之间，在你不留神不care之际，它一出手就一枪毙命，一恶到底，再一个网络时髦用语：让你躺着中枪。如果平心静气阅读外滩公园章程，除了租界当局不让中国人入园此点比较可恶以外，此公园章程制定者显然没有故意留一手，硬生生去留出“犬不准入内”与“华人不准入内”被串烧、被煽忽在一起的空间，它可能就是一个无心之过，章程制定者思路不够周详，没想到中国国情，没想到江湖的险恶，一不留神给他人留下了翻江倒海的可能。

这里说的“无心之过”，也许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错误。这就说到了“人与狗”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尤其是英国人。英国学者托马斯的研究表明，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了许许多多义犬忠诚的著名事例。19世纪初随着泰勒的《狗的一般特性》问世，英国流行起有关狗的感性书籍，无数诗歌赞美狗有人性的眼睛，并兴起了狗展、狗舍俱乐部基金会。到了19世纪中期，众所周知，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大不列颠这样把犬族视为人类的伙伴。——如此相依为命的伙伴关系，人与狗，哪会有紧张冲突羞辱感？

这里再补充举一个例子，姚公鹤在1917年出版的《上海闲话》中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注意：今门就是外滩公园，而此木牌子是英文写的，可英文怎么表述的，好像从未有人传诵下来。中国普罗大众口口相传朗朗上口的，只可能是中文，而非英语。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个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标题党”，何许人也？第一种可能就是那些公园管理者（此处把公园章程制定者和公园管理者分开来），不顾自己传统中的犬伙伴文化，冲着中国人硬生生地挂出“人与狗”的木牌；第二种可能是个人行为，某些洋人的恶作剧；第三种可能就是“想象的共同体”里那群迫不及待唤醒民族意识的意见领袖们，倒不是说意见领袖们赫赫然制造这几个字的木牌，那就成阴谋论了。更主要它是标准的传播事件，口口相传，我传我在，不在也在。第一第二种可能性已无从查考确证，而且再探究意义不大，因为百年抗争讨伐，租界管理当局已被“龙的传人”钉上了耻辱柱。我们重点考察第三种可能，因为意见领袖“标题党”的传播功能——传神鲜活过目难忘，唯有串烧，方能唤醒——对建构民族共同体的独特作为从未被深究过。

三、意见领袖与创造性转换

考察外滩公园告示牌之争，导入二级传播理论进行分析，将是非常给力的分析框架。翻看当年上海众多一级传播的主流报纸，你会发现日复一日所传递的态度基本上是理性的，除了批判租界管理当局没有公共空间的平等意识，几乎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如是我闻”地直击公园那块木牌的报道，也没有讨论，也就是没有“华人与狗”的串烧与煽情。以上海滩最权威的《申报》为例——1885年12月8日《申报》发表评论《论华商函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西人得以入园中游目骋怀，往来不禁，虽日本人、高丽人亦皆得以公诸同好，听其嬉游，而独于华人则严其励禁，不得拦入。其由来也，盖已久矣……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仰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于西人，高丽之人则竟一无所捐，而何以颠倒若斯乎！”

《申报》1888年9月21日发文《论公家花园》：“今问有最不公之人，我执一己之见誉之日，至公无私人许之乎？曰，否。今问有最不公之地，我怀一己之私称之曰，大公无我人许之乎？曰，否。然则租界之外国花园何为而以‘公家’名也？曰，是，殆因华洋公捐而名之也。果尔则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胡为乎洋人驻足。不许华人问津，何也？”

根据历史学家熊月之系统查考《申报》，一开始华商所争的，实质上是租界里所谓上等华人的游园权利。当租界实行凭券游园制度以后，他们目的达到，也就鸣金收兵了，1889年以后再没有见到他们抗议的资料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三十多年后，到1926年，当冯炳南、刘鸿生等人再度与租界交涉，要求公园完全向华人开放时，人们重新梳理起这段历史。1927年4月13日《申报》刊登《西人公园开放之经过》：“本埠西人公园开放一事，远在西历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国方面即有陈咏南、吴虹玉、颜永京、谭同兴、唐茂枝、李秋坪、唐景星、陈辉廷等向工部局提议开放，俾华人得与西人享受同等待遇，但工部局方面则置之不理。”1928年后，租界管理局终于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压力下向华人开放了所有的公园，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权威而公允的《申报》没有一篇报道直指“华人与狗不得人内”——具有强烈新闻价值的牌子。有关研究者只查到1890年1月27日《申报》在一张介绍外滩公园音乐亭的新闻图片上面做了一个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此类推，如果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如此扎眼如此有新闻爆炸力的牌子，《申报》定会重重地记下一笔，立存此照。

最早记录公园门口有此牌子的是周作人。他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道：“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一金字牌，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据查考分析，指证有此牌子存在的人对于究竟是七个字还是八个字，是犬还是狗对不拢）。与此同时，1904年《警钟日报》刊文《新上海》，文章说上海既很美，又很丑，美在地理位置，丑在被白种人占领：“上海何以丑？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上海人不能爱惜此天然形势，碎裂上海地图，抛弃祖父白骨，失寸失尺，渐渐干没入白人手中，宜其低头于白人势力圈下，上海人之主权，从此扫地，上海人妻孥之堕落，永无了期。嗟嗟，风月主人，宛其死矣，迷离妖梦，尚未醒乎？怪哉上海人，执几重奴券，似有余荣，受无数痛鞭，居然不觉。丑哉上海人，虽倾西江之水，洗不尽上海之污点。”——如此“上海人与白皙人”对峙的语境下，该报纸该文章并未拿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或者是周作人记下的“犬与华人不准入”那块牌子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大加控诉，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大背景是，进入1900年以后，上海的华洋冲突就逐渐升格为中外问题，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都以上海为中心，声势都十分浩大（据熊月之先生的分析）。

众多历史学者数十年间查考，大致断定在上海最主要报纸最主要的版面上的文章里皆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文字和图片，而它却是频频出没于一群意见领袖鼓动式的传播之中。

1917年来到上海以后编辑主持《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生活二十五年的鲍惠尔先生在回忆录中记述：“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除了攀折花木、毁损公共财物外，还有一条是禁止家犬入内；而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就是这一块木牌上的规定，后来变成中国人和外国人间很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当这个问题愈闹愈严重，愈闹范围愈扩大之后，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便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人不许入内’。”——鲍惠尔在此穿透了当时意见领袖们“标题党”的操作：巧妙与有效。(www.xing528.com)

所有意见领袖中数孙中山影响力最大，1924年11月25日他在日本神户的一次演讲中颇具杀伤力地提到“人与狗”的木牌：“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内’。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

共产党方面最出名的意见领袖是蔡和森，他在1923年11月16日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制八十年的上海》一文中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文人中的意见领袖当属郭沫若。他在1923年8月28日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另外，传播最广，当代爱国主义教育让人刻骨铭心的著名散文即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朋友，我因无钱读书，就漂流到吸尽中国血液的唧筒——上海来了。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拔起脚就转回自己的寓所了。”

以上罗列的那些煞有介事“在场”的意见领袖们所传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话语，其中有几点可以展开讨论。

（一）此牌子“华人与狗”的串烧正是在“唤醒中国”的大背景下。孙中山领袖群伦不用说了，蔡和森也是共产党人的一时之选。诚如费约翰的分析：在国民革命中，“唤醒中国”既是一个革命目标，又是一个革命策略，作为国民革命中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唤醒中国”要求政治运动的至上性和中心地位……而且这中间发生了国共两党飙车现象，费约翰分析说：无论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而国共两党皆尊崇的、“愈挫愈奋”的孙中山最终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圣像。

（二）这块公园的告示牌传播是处于闲言状态：道听途说、闲言碎语。郭沫若、蔡和森1923年8月、11月对此牌子历历在目，而过了一整年到了孙中山的言语中，那牌子已拿掉。还有一个材料，1924年4月14日《时事新报》刊文：“听说上面几个公园，从前是公开过的，因为我们同胞的公共道德心太缺乏了，所以遭西洋人的厌恶，曾经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示。……听说外国人所持唯一的拒绝我们华人享受公园的娱乐的理由，是因为欧战和平纪念开庆祝会的那天，花园的花都被人家摘尽了。”尽管此文表述都是“听说”，结合蔡、郭的议论，如果很当真地考证，那么此牌子全面消失于1923年到1924年的半年间，仅仅半年间——可能吗？我们以为无此可能性，而只能说在1920年代的中国，唤醒国民革命运动高潮中，流言遍布，闲言碎语式传播最给力，这种传播方式切入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1927年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中就把“闲言”放入生存论上来说道：“闲言就在这类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之中组建起来，它还通过笔下的陈词滥调传播开来，读者的平均领会从不能够断定什么是源始创造、什么是源始争得的东西，什么是学舌而得的东西。更有甚者，平均领会不要求区别，也无需乎这种区别，因为它本来就什么都懂。”海德格尔把“闲言”与“两可”归结在一起视为人的非本真的沉沦状态：“闲言与两可，一切都见过了，一切都懂了，这些东西培养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常人自信与坚决传布着一种日益增长无须乎本真地现身领会的情绪。”自以为是、平均领会——意见领袖与常人大众的沟通对接点，“源始”自然而然被遮蔽了。

不仅这块牌子存在与否似流言，连外滩公园的真正名称也长期具有不确定性，处于“闲言与两可”之中。1930年代的《大晚报》上为此梳理过，曾有过六个名称：（1） Bund Garden；（2）外国花园；（3）公家花园；（4）大桥公园；（5）外摆渡公园；（6）黄浦滩公园……世所罕见，一个被上海人称之为“小得真是一眼眼”的园子，名称竟如此搞不定，其背后必有一个搞不定的历史叙述。

（三）意见领袖在“二级传播”中进行的是“创造性的转换”。拉扎斯菲尔德建构出一套“二级传播”理论，“观念常常是从报纸广播意见（即一级传播）流向舆论领袖（即二级传播），然后由舆论领袖流向不太活跃的受众（即唤醒）”。此套二级传播范式遭施拉姆他们诟病：“传播可能是一级，也可能是二级或者多级，这个由影响和信息组成的链条很长，真正的起点很难断定。”我们以为拉扎斯菲尔德建构了很棒的分析框架，但是他没能剥离出在一级传播与二级传播、媒体报道与人际互动之间发生的“创造性的转换”。这正是意见领袖之所以为意见领袖的原因，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既是信息灵通人士，更是驾驭新闻信息制造“意识形态”的时代弄潮儿。意见领袖直接面对大众，一句口号几个片断，怎么单刀直入，怎么给力，怎么唤醒……也就是前面我们所揭示的当头棒喝顿悟式的传播方式，是实现二级传播的基本功。“标题党”一词尽管粗俗，但却能让意见领袖们明心见性，将“创造性的转换”的功夫泄底。从“华人与西人”转换成“人与狗”，从“肤色问题”转换成“是不是人的问题”，不就是轻轻一拨，四两拨千斤，把华夏民族的处境推向了生死存亡（一直到1949年以后站起来的中国人还一直有一个被开除“球籍”的莫名的焦虑）。传播学者格林伯格可能不认同“二级传播”理论，他说：只有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信息才是由人来传播。但他不明白意见领袖就是善于在“最重要”与“最不重要”中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捣糨糊，无事生非——不是贬义理解。

（四）“想象的共同体”，传播意义上如何可能？演讲、杂文、散文、报告文学等虚虚实实的文体与传达才是最佳方式。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即是明证，不仅仅是此文被收入教科书，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强力放送，而且它确实很“可爱”，切中普罗大众的阅读趣味与理解程度。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强调小说、报纸连载小说：“思考一下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读到安德森的这些宏论，笔者是迷迷糊糊的，至少近现代上海都市新闻与文学的传播经验不能给他的立论提供支持，比如鲁迅由小说创作转向报章杂文，与国事蜩螗息息相关；巴金的“家春秋”那是在追求解放个性，无关国族；茅盾的《子夜》虽有民族资本家命运的主题，但它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鸳鸯蝴蝶派”就更别提了……综合本节论述及前面的“标题党”一节，回到传播实存论的视野，原来公园章程的宣达还属于语言印刷文化传播，滞留于观念论层面，而串烧精炼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子，那就有戏剧性的动作了，实存传播效力大增，可以直接“上手”。“器物上手论”是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的重要思想。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日常存在就是同器物打交道，使用物、操作物让物处于上手状态之中。人同物的关系实际上不是传统认识论所理解的观照的、认识的关系。海德格尔用“器物的非认知性”来透视人的日常存在的非认知性。人生在世就是同器物打交道。人生就是同器物打交道的历史。——海德格尔在此超越了观念论，但他没有传播实存论的视界，这是另一个话题。

四、国族话语压倒都市话语

现在我们讨论意见领袖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核心问题——中国近现代历史最被忽略的现象：国家民族话语压倒都市话语。

1980年代李泽厚登高一呼，发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体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地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李泽厚挥剑直逼中国人的百年纠结、百年缠斗，但他还差一口气，而后所有围绕李泽厚“压倒问题”的讨论也未抵达问题的实质。

百年来中国人没有闲暇没有工夫去思考、去研究、去讨论的其实恰恰是“闲暇”本身。这不是在开玩笑。一百多年前被“人与狗”串烧，遮蔽了小小的外滩公园——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公家花园——给中国人带来的现代都市的典范生活。比如，公园曾经绕梁三日的音乐亭台，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私家园林亭台楼榭的格局，用大型乐队激荡出都市的公共空间，第一次给中国城市带来露天敞开式的公共艺术。它更是作为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的上海交响乐团发达的地方，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即是工部局乐队，外滩公园的音乐亭是1889年专门为乐队演出而建筑的，工部局为此耗资3 524两银子，超出1 000两银子，不同寻常。每到盛夏之夜，工部局乐队每周在外滩公园都要办好几次音乐会，成了居民夜游的汇聚地，还常有游客伫立观赏，迟来外国观众几乎无立足之地（据罗苏文《西洋乐队在近代上海的印迹》）。

李泽厚所高扬的个体尊严、个体权利，还有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启蒙时代的价值观被国家民族意识所遮蔽，他只道出了一个皮相，包括大智者李泽厚在内的众多学人都没有切入到个体尊严自由平等价值落实的实质，实质就是现代都市的建构。维特根斯坦言：没有教堂的神圣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自在变化的空间，个体自由释放也无从谈起。鲁迅的爱情名著《伤逝》，一直读得很憋屈，憋就憋在男女主角活动空间狭小，生存选择机会贫乏，如果他们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公共领域丰富些，比如不是古老北京而是更有活力的上海（事实上鲁迅、许广平在上海天宽地阔），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的成功可能性会更高。

从形塑近现代中国都市公共领域的视角里，形塑中国人的现代都市生活规则意识、公德意识、公共卫生意识……怎么评价小小的外滩公园都不为过。西式公园在华洋争辩时，传统中国园林也卷入“公园”与“私园”之争，比如上海最有名的园林豫园是否开放？1912年11月21日《申报》就发表文章：“任人游览，以示大公无我、与人同乐之意，不让租界以独美，庶城内居民亦有游览之园，而兴市之道即寓乎此。”注意：这个“租界独美”，就是指外滩公园等一批租界公园给本地中国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冲击波。

还有一个跟公园比较接近的公共领域——公厕。1864年在花园弄（今南京路），上海首次出现由行政机构办的公厕。工部局卫生处在华人公园（位于外滩公园边上）建了首座公园公厕，还在兆丰公园修建首座儿童厕所（参见彭善民著《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公厕如同公园，租界领风气，开阔上海地方精英视界，遂起效仿，其间没有了公园私园那么多争辩与焦虑。

还有纳税人的尊严、权利、权益及义务，过去人们只注意了“外争权益”，华人是纳税人是主人，理应有尊严地出入，但忽略了那时有识之士应“内省公德”，中国人面临着时代问题：一个新公民新市民意识的建设。只是进入21世纪，才得到学者重估梳理。熊月之先生那篇备受注目文章的题目即是《外争权益与内省公德——上海外滩公园歧视华人社会反应的历史解读》，这里关键是“内省公德”，当年曾经有过的德性反思，已被亢奋的救亡图存声音所压倒了。今日将此剥离检读一番，省思依旧。

1890年7月8日《申报》上发表《中西异好说》：“夫西人以公家花园华人不便往游，而特另辟一园以娱华人，其用心也至矣。华人以为可以畅游之地，而欲独适其适，此其人全不知恕道，全不知情理。同游诸人随声附和，凡此必皆下等人之所为，衣冠体面之人，必不为此。即折花者亦多系贱妓恶佣，凡良家闺秀亦决不至此。”

1913年杨昌济撰文：吾国人有一极大弊病，即不洁是也……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相形之下，判若天渊，而彼处居民，终古如斯，毫不知变。此真可为叹息者矣。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而安之若素，此日本人所嘲笑以为大国民之大度者也。

1919年，上海报人陈伯熙在《老上海》中写道：“外白渡桥公园，在廿年前，中西人士，均可自由入内游玩，初无分畛域也。后西人以华人多不顾公德，恒有践踏花草之事，乃另建一公园于苏州河里白渡桥畔，专供驻足之所。公家花园，巡捕房订有管理之法……有不准华人及狗入内游玩之厉禁，以华人与狗并书，凌辱亦至矣。然我国人亦有不知自爱者，如吐痰于地、随意采摘花木是也。”

还是前面所提到的1924年上海《时事新报》的那篇文章：“听说外国人所持为唯一的拒绝我们华人享受公园的娱乐的理由，是因为欧战和平纪念开庆祝会的那天，花园的花都被人家摘尽了。……我不敢担保不再发生我们华人的弱点，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开放公园……我愿上海的华人，快教你们子女们去培养些公德心，不要叫他们贪了一些花草，便被自利和自私战胜，连累全体的居民都得不到应享有的权利。”

上述“内省”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在都市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媒体舆论公共领域与城市实体公共空间的良性互动，媒体即公器，这不是标榜出来的，它也是一个过程。在反省类似公家花园里公德心的时时刻刻，本身也是建构媒体“公共领域”的进行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告诉人们，和“公共领域”须臾不可分开的是“市民社会”——考察中国媒体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我们可能得出和哈贝马斯不同的思路。哈贝马斯的欧洲经验，看到更多由“公”到“私”的过程，而中国却是公私刚刚剥离的过程，小荷刚露尖尖头，就被公私合营，党国一体。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开始，从乡村被拽入现代都市中的生存交往行动都充满着戏剧性，远远未达理性调节规范的境地。所以处理中国人的交往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往往使不上劲。

综合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人对外滩公园及其他西式公园的字里行间的描述，包括各类图画表述，这里除了公园私园公德私心的碰撞，我们更倾向于进行一种美学趣味的辨析。“江浦合流”，自明代以来吴淞江与黄浦江汇流于此——即今日外白渡桥外滩公园，苏州河原来是吴淞江，外国人来沿此水系去苏州，才唤成苏州河。外滩公园借此江浦合流的优势区位，创造了城市的一个风景“眼”，活化了整个黄浦江堤岸，使上海大开眼界——公园里面英式花园风格的大草坪，堤岸边上的公共座椅，林荫道及路灯——建构起新的公共生活领域。1889年8月11日《申报》刊登《公家花园纳凉记》：“园中亭上西乐竞赛，抑扬动听，正在听之忘倦，忽浦中来一游船，船内西人作跳舞之戏，歌声呜呜然，与琴声互答。”著名报人曹聚仁描述说：1928年起（那时正式对华人开放），我们也时常去那儿迎朝霞看落日，外滩公园吹海风（注：外滩看不见海，黄浦江就成了海），那是再舒适不过的。可这舒适的观景平台，早年却有人租下外滩，设想变成单一停靠船只货运码头，1868年至1869年曾任过工部局总董的金能亨坚决反对：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相当长一段江河可以开放作娱乐之用，居民在黄昏漫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新鲜空气，随着岁月流逝，外滩将变得更加美丽……航运业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银行、交易所才是商业中枢神经，航运船只码头带来的尘埃噪音会吓跑银行交易所等机构……任何人会为失去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而深表遗憾，所有居民都应该团结一心来保住外滩，这是具有普遍利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金能亨如此开阔的都市视野源于整个19世纪世界都市生存的理念，比如：1857年纽约建了中央公园，而我们完全可以把上海外滩从公园连带整个堤岸（即是后来激动人心的情人墙）视为上海的中央公园。所以从进入19世纪的全球化视野来思考外滩公园的华洋纷争，别有一番天地。

论道公园风景的美学趣味，那就要说一说英国人近代形成的“风景如画”的价值世界了。英国人对“风景”的品位有一个阶级阶层的区分，“如画风景”是中上阶层的所谓“文雅社会”的需求，风景意味着分离，低等阶层、汗流浃背的俗人闯入“如画风景”是很煞风景的（参见达比《风景与认同》）。联想19世纪80年代在外滩公园开放的问题上，其实不单纯是华洋之争，而也有阶层品位之分。华人所争主要是部分上等华人的权利，并非所有华人与外侨的平等权利。1885年，陈咏南等写信给工部局：“市民等并不要求无条件开放公园，仅欲谋尊敬之华居民得以入园游览而已。” 1889年上海道台致英国领事：“此园既在本国政府土地，用华人税款建筑，遇本国官绅士商及洁身自好之人，前往游览，外人自不应加以阻挠。倘虑一旦准许华人游览，诸色人等皆欲入内，将有任意践踏花草之虞，则稍加限制，或量予区别，自无不可”（有关论述见王敏等著《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

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大变局的往日思考大都滞留于国家存亡民族再造的路数，我们以为“大变局”更应该指向都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导入与建构。但正如上所述，救亡压倒启蒙，国族遮蔽都市。为何导致这个结果，需从本体传播学上解读。因为民族主义话语与都市话语的传播方式呈现出极为不同的价值样态，不同的传播机理。民族意识传播是“愿景式”的，都市话语则是“时尚化”的。

“愿景式”传播，观念先行，许愿未来，易动人心。霍布斯鲍姆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方说，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的神话。民族主义利用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愿景式”传播，它具有一种仪式化功能。如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传播此种“仪式”，是一种以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等词，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报纸印行视为“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他引述了黑格尔的观察：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他发挥说：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形象呢……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

“时尚化”的都市化传播机制，与民族话语传播只有社会只有整体感不同，它缺乏宏大的精神叙事，整体与个体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自我意识与时代趣味若即若离。如同西美尔的“时尚哲学”的分析：它表达的是一种感性主张，表达一种时髦感，当下即刻的感觉，它非常短暂，它转瞬即逝。时尚其实就是去追逐，追逐这种当下即刻的一种感性的存在……西美尔眼里的大城市，是精神生活里面最没个性的因素，也在谋求最有个性的东西，如同金钱一般，既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又根除了个人的自由，大城市也是既刺激又湮灭了人的个性的成长（转自陈戎女的讲演）。

西美尔对大都市的看法比较负面，其实都市的吸引力就是个性的忽起忽落、生生灭灭。都市时尚传播最有魅力之处还是在“规矩”重组里面，都市规矩已不能固守传统之道（如《子夜》开篇吴老爷被外滩大都会的光怪陆离搞得心脏狂跳不歇、晕眩至死），而在你我他自由追逐的全新制造之中，但赶时髦追时尚的关键是“你懂不懂规矩”，上海百年来积淀内化的都市的核心文化——懂经，还有“拎得淸”，也就是赶没赶得时髦，在不在时尚之中，一切尽在对“规矩”的拎得清。都市传播中的“规矩”，用易经来阐释，它注重变易，变动不居，而不是不易，更非平易。在外滩公园开放的争论中，很大程度上是在传播都市公共生活领域的新规矩。有一个细节，上海人曾经把19世纪进入外滩的欧洲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居然译成了“规矩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像在说同舟共济相互扶持全靠“规矩”（上海“规矩会”总部就在外滩公园的斜对面，英国领事馆边上，1918年被一把火烧毁）。

结　　语

外滩公园告示牌“华人与狗”之争，已不是单单一个木牌有无的问题，它呈现的最要害的是国族意识与都市规矩错综复杂的纠结。台湾女作家平路在她的小说《行道天涯》中解构孙中山宋庆龄的爱情婚姻生活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民族圣人之死与小市民生活交织的媒体奇景——

“先生（孙中山）断气同一日报纸上，除了照例有小儿路迷、小偷被偷、车夫纳妾、少妇忤逆、妓馆减价、犬竟产猪……的各种软闻，倒详细刊登了班禅抵京第一天的大菜单，早茶就有麦皮粥、火腿蛋、炸鱼、牛肉扒等等。……直到先生逝世第三日，报上总算出现了段执政以中山首创共和，有功民国，决定颁给治丧费六万元报导。……同一版的报纸有关先生的篇幅中，最大的广告是‘仁丹’总行刊登的悼词，‘仁丹’企业负责人森下博特别提到与先生之间的私谊。……盒子的商标上是先生亲书的‘博爱’二字，细字则印着‘仁丹’是淋病病毒的断根新药。”

［参考文献］

1.本文关于外滩公园门口告示牌的材料取自熊月之、苏智良等学者的研究。参见熊月之主编：《都市空间、社群与市民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苏智良：《上海：城市变迁、文明演进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3.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费约翰：《唤醒中国》，李恭忠、李雪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8.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9.亨特：《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11.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2.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