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羅佩指出，經常與古琴相提並論的事物有鶴、松、梅、劍。[56]筆者發現，在某些中國文學作品中，古琴和琵琶引發的象徵意義（或稱“形象”）頗不相同，兩種樂器也各有甚爲固定的關聯，比如，杜甫、李商隱等人的詩中，琵琶這種絃樂器常常伴隨王昭君（约前52年—约15年，名嫱，字昭君）出現：
杜甫《詠懷古跡》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李商隱《王昭君》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顧人。(www.xing528.com)
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57]
此外，白居易《琵琶行》抒發的是彈琵琶者一種“天涯淪落”之情。古典小說中，《金瓶梅》的潘金蓮也撥彈琵琶來抒發苦悶怨情。[58]
筆者的初步印象是，琵琶常與古代婦女的怨情相關聯。
至於琴與人物的關聯，似乎也有一定的“慣性”，往往與“文雅”相關，例如，《紅樓夢》中，通琴理的是林黛玉和妙玉。[59]《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中“彈琴退仲達”的是諸葛亮。[60]當然還有上文提及的王維（描寫在竹林中彈琴）。這些操琴者，都是飽學之士，文質彬彬。
古代作者如此安排，大概也考慮過人物整體氣質和樂器（琴、琵琶）的形象是否相配相稱。[61]諸葛亮、林黛玉撫琴，人和樂器相得益彰，散發文雅的氛圍。至於琵琶“常與怨情相關相聯”，這一點，也有若干文學例證。[62]
換言之，中國樂器也有它們各自的特定“形象”，如果譯本中樂器的指涉（reference）不明、混亂，恐怕會帶給外國讀者一些錯誤的信息。[63]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這是個“文化通約”（cultural-commensurability）的難題，不是個別譯者獨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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