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提，布洛赫主要從人類自我改善的可能性重新回顧歷史中的文化發展。其兩個主要著作《烏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與《希望的原則》（Das Prinzip Hoffnung）都探討人類在歷史中由自己的潛能而超越現狀的不同展現。這些展現牽涉人的各種文化表現如同童話、文學、畫畫、哲學、建築、政治學等等。布洛赫認爲，人類的各種表現中，音樂扮演一個特殊角色。這個角色跟布洛赫對音樂的認定息息相關。他認爲，音樂可以直接展現人心中的意圖。音樂中所展現的意圖包括欲求、期待、夢想、不同層次的展望，也包括人對現狀的失望、對未來的期待以及痛苦與期待之間的掙扎。[6]因此，每一個時代的音樂面對著特殊的社會情況，以它特殊的音樂手法展現這個時代的挫折與期待。
在這樣的認定之下，音樂的傳承變得十分重要。透過以前不同時代的音樂，後人可以感受到每一個時代對人類潛在發展可能的探索與期待。說的更直白一點，過去的作曲家面對著時代的各種不合理與不正義時，透過音樂的處理，指出這個黑暗中和諧的可能。透過文化的傳承，前人音樂創作中的烏托邦精神可以成爲後人自身期待的養分與奮鬥的力量。布洛赫把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的音樂當作例子：貝多芬在他樂曲中展現當時德國中產階級心中的各種衝突與不滿，透過音樂的處理，貝多芬化解了在眞實生活中尚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因此指出人類將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布洛赫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遠景有一個很明確的看法。社會最終要達到的狀態爲“自然人文化與人文自然化”[7]的共產社會。不衹是文明的目標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布洛赫也認爲自己的文化分析延續著馬克思的文化理論。[8]若把“自然人文化與人文自然化”的這種理想放在中國的文化脈絡中，應該稱之爲“天人合一”。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同樣的提倡“天爲”（西方的自然）與“人爲”之間的和諧狀態。(www.xing528.com)
布洛赫的論述與同時期的班雅明類似。班雅明在其的歷史哲學中更強調後人對過去人類理想之實踐的責任。[9]雖然班雅明學說接近布洛赫的烏托邦精神，在此不多討論。總而言之，布洛赫強調音樂的社會性；音樂的功能不是讓後人陶醉在純粹的美感之中，而是在提醒聽眾，人類潛在而尚未完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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