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正五之齋琴學秘譜》，清光緒刊本 ，民國傳鈔本[26]。用列子式繪製“商調四絃音律聲字分數部點陣圖”。琴頭內書“列子”二字，星徽處標註音位。額上部誇張，爲凸起之圓弧狀。腰部成連續內凹雙弧。尾作卷雲。釋文與《德音堂琴譜》、《五知齋琴譜》、《天聞閣琴譜》等文獻一致。
上述四類十二種列子式，釋文以“列子作，兩項間爲峻刀（厲）之勢”爲核心內容，貫穿始終。部分文字變化，體現時代特徵，如後期琴書多將“一百二十雜弄”寫成“一百六十雅弄”等。不同式樣的列子式，符合文獻流傳與發展規律。
圖十二 《以六正五之齋琴譜》列子式（《琴曲集成》第26冊）
潞王中和琴
一、文獻記載
縱覽十二冊含有歷代琴式的《琴曲集成》文獻，列子式皆有。中和式衹出現於《古音正宗·琴式》（圖十三）[27]。《古音正宗·琴式》收錄了包括列子式在內的四十四種琴式，後加“皇明潞王敬一道人式”。與其他介紹簡單的琴式不同，由“中和”、“琴面”與“琴背”圖組成，並附《中和琴式論》。“琴面”、“琴背”俯視圖右上角題：“皇明潞王敬一道人式”。故潞王琴的琴式應爲：“皇明潞王敬一道人式”或“中和琴式”。潞王朱常淓，字中和，其琴名亦“中和”，以歷代琴式命名規則，其琴式應爲中和式。潞王中和式古琴以“直線折棱”[28]爲特徵，突出“官帽”形琴頭。“琴背”俯視圖中，圓形龍池、方形鳳沼、長方形軫池、鳧掌等清晰可見。有趣的是：“琴背”鳧掌上部輪廓線投影成“蘑菇”狀，與“官帽”形琴頭相對，暗合“方圓”相濟之理。觀察館藏潞王琴，鳧掌各部方圓呼應。方形掌心與琴底鉚合，掌指成圓狀，略向內收，與圖示一致。
《中和琴式論》曰：“是制也，額起八棱，以按八節。腰起四棱，以按四時。龍池上圓，鳳沼下方，以按天圓地方。琴尾作環雲，托尾作雙星，以按景星慶雲，乃成天象。名曰中和。”[29]《古音正宗》體系完整，涉及《琴譜序》、《彈琴須知》、《上古琴賦》、《上古琴論》、《五音統論》、《禮樂序》、《撫琴轉絃歌》、《手勢圖》、《勾琴總字母》、《琴式》、包括《中和吟》在內的五十首琴譜、《古音正宗琴譜跋》等。落款“潞國敬一道人”者三篇，即《琴譜序》、《上古琴論》與《古音正宗琴譜跋》，分別位於開篇、正文與結尾，並附有“中和”、“潞國之寶”、“積善堂寶”等印鑒。其他各章多爲參閱與篩選前人之作。《琴譜序》曰：“孤宣其意，王風鼓動，眾遊其天”[30]。《上古琴論》云：“太和不在今宇內耶，名標正宗，良有以也。[31]”全書以“正宗”爲己任，表達對“王道”的尊崇與憂思，“中和琴式”正和此意！
圖十三 《古音正宗·琴式》中和式（《琴曲集成》第9冊）
在《上古琴論》中，朱常淓有這樣的論述：“琴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有上下，象天地之氣相呼吸也。其底，上曰池，下曰沼。池者，水也。水者，平也。沼者，伏也。上平，則下服。前廣，而後狹。象尊卑有差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龍池長八寸，以通八風。鳳沼長四寸，以合四氣。”[32]相較“琴制”，“中和琴式”多有突破，承傳與創新並舉。應該說，潞王琴吸收了包括列子式在內的眾多古琴要素，以中庸爲理論，結合天地人物等創新而成，使琴體的各個部位具有不同凡響的象徵意義，並隱喻時政。
二、館藏潞王琴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兩張潞王琴，分別爲“大明崇禎甲戌歲潞國製第三十號”與“大明崇禎乙亥歲第一百八號”（圖14）。筆者接觸和考察到的館藏潞王琴還有：新鄉市平原博物院藏“大明崇禎甲戌歲潞國製六十四號”、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大明崇禎丙子歲季秋潞國製壹佰肆拾三號”、遼寧省博物館藏“大明崇禎壬午歲仲夏潞國製二百七十二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大明崇禎辛巳歲孟夏潞國製貳佰三拾肆號”等。
參見《部分館藏潞王琴資訊表》，六張館藏潞王琴各部比例基本相合。面、底及細部特徵等均符合“皇明潞王敬一道人式”。與列子式頭頸相連的特徵不同，潞王琴出現了完整的頭部與頸部，頭、頸、腰等處又以“折棱”處理。圍繞“中和”主題，朱常淓的創新是全方位的，從琴頭到琴腰，從龍池到鳳沼，從焦尾到齦托等都做了細緻而大膽的設計。將“八節”、“四時”、“天象”與傳統琴式所表現的天、地、人、龍、鳳、雁等結合，“中和琴式”體現出更加豐富而廣闊的內涵。以實物，潞王琴用材考究，工藝複雜，斲製不計工本，不同與一般意義上的古琴，將潞王自身諸多因素融入到古琴當中，如權力、地位，信仰、愛好，爲人、處事，乃至情感，從琴名、題詩、落款、印鑒等可見一斑。“中和琴式”將人、神、宇宙等小背景與大環境完美組合，獨特尊貴，肅穆大氣，作爲明代末期古琴史上的一個創舉，爲世人所樂道，爲藏家所珍重。時人多有仿製，然得其形而乏其神，或依葫畫瓢，或矯揉造作。朱常淓“善音律”，長書法，精印刻，其才藝綜合地反映在古琴斲製中，不是模仿乃至仿作所能達到的。《琴史續》云：“常淓——善音律，製琴數百，編字列號。當時民間不可得，西湖文君琴，仿其式斲之，遠不及也。”[33]
龍池內刻書是每一張潞王琴的標誌，可以去偽，甚至鑒眞。其規律爲潞王琴的甄別帶來了便利，如斲製年份與編序、內容與字數等。以調查實例，崇禎七年（1634）斲製者，排序至少爲三十至六十四號；崇禎八年（1635）前斲製者，龍池內刻十四字；崇禎九年（1636）後斲製者，龍池內刻書十八字，加入了季節與月份表述，如“季秋”、“孟夏”、“仲夏”等。遼寧省博物館藏“大明崇禎戊寅季秋潞國製第八號”琴，斲製年份與編序自相矛盾。其他要素也大相徑庭，非潞王府所爲，如規格、琴名、題詩、落款、印鑒等。潞王中和琴，爲朱常淓首創，非列子式。《中國古琴珍萃》將“大明崇禎戊寅季秋潞國製第八號”琴標註爲列子式[34]，前述2013年與2014年的館藏古琴專題展，將相關潞王琴也標註爲列子式，以訛傳訛，不可不辨！
結語
列子式與中和式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琴式，列子式更爲悠久。以文獻爬梳歷代琴式，列子式另有其樣。其傳承有序，基本同源，與潞王中和式古琴“相去甚遠”。雖然《琴書大全》及《以六正五之齋琴譜》民國傳鈔本中，出現了圖文背離的創新型列子式，但與潞王琴式截然不同。“中和琴式”衹出現於《古音正宗》，是潞王朱常淓的首創，非列子式。館藏潞王琴與文獻相互印證，符合“皇明潞王敬一道人式”設計理念。潞王琴式應稱爲：“中和琴式”，即今之中和式。
部分館藏潞王琴資訊表
【注释】
[1]2013年7月25日至10月7日，深圳博物館舉辦，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參展，共計四十餘張。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大明崇禎丙子歲季秋潞國製壹佰肆拾三號”潞王琴參展。
[2]2014年6月13日至8月11日，旅順博物館舉辦，由遼寧省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旅順博物館參展，共計13 張。遼寧省博物館“大明崇禎壬午歲仲夏潞國製二百七十二號”潞王琴、“大明崇禎戊寅季秋潞國製第八號”琴參展，附有中國國家博物館“大明崇禎辛巳歲孟夏潞國製貳佰三拾肆號”潞王琴的圖片資料。
[3]李美燕：《明潞王琴的文化涵義與審美觀念》，《收藏》第90頁，2013年第3期。
[4]李美燕：《明潞王琴的文化涵義與審美觀念》，《收藏》第91頁，2013年第3期。
[5]梁基永：《琴學薈萃——第三屆古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存世潞王琴及其鑒定芻議》（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第306頁。
[6]劉岐榮：《試論“歷代琴式”的變化——兼及故宮博物館落霞式古琴的斷代》，《故宮博物館院刊》2013年第6期，第139頁。
[7]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冊之《新刊太音大全集·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5頁。
[8]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頁。
[9]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頁。(www.xing528.com)
[10]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冊之《風宣玄品·歷代琴式》，第29頁。中國藝術研究室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頁。
[11]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室編：《琴曲集成》第2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頁。
[12]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頁。
[13]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9冊之《古音正宗·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69頁。
[14]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1冊之《琴苑心傳·歷代帝王聖賢琴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70頁。
[15]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1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頁。
[16]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6冊之《文會堂琴譜·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48頁。
[17]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8冊之《琴適·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66頁。
[18]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2冊之《德音堂琴譜·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72頁。
[19]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4冊之《五知齋琴譜·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00頁。
[20]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14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頁。
[21]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5冊之《天聞閣琴譜·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6頁。
[22]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4冊之《師白山房琴譜·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8頁。
[23]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5冊之《琴書大全·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08頁。
[24]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5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頁。
[25]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6冊之《以六正五之齋琴譜·歷代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02頁。
[26]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26冊之《據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頁。
[27]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9冊之《古音正宗·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72頁。
[28]王莉：《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古琴》，《文博》2013年第1期。
[29]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9冊之《古音正宗·琴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72頁。
[30]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9冊之《古音正宗·琴譜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47頁。
[31]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9冊之《古音正宗·上古琴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60頁。
[32]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9冊之《古音正宗·上古琴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59頁。
[33]傅山泉：《論二世潞王朱常淓的文化成就及其影響》，《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5卷第四期，2001年。
[34]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室、北京古琴研究會：《中國古琴珍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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