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筆記中對於隱士與琴的記載，主要見於皇甫謐的《高士傳》，另有一則見於《襄阳耆舊記》。
魏晉之際，政治動蕩，戰亂頻發，兼受佛、道思想影響，隱逸之風盛行，更出現了大量隱士，及記錄前代與當世高士隱者事跡之書。書中隱士的生活常伴有琴，身居陋室、物質生活極端貧乏，卻能不慕權貴，鼓琴自娛，以此而見其高風亮節。
《高士傳》卷上寫榮啟期，“鹿裘帶索”，於泰山“鼓琴而歌”見孔子而與之談笑生死：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巳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30]
《高士傳》卷上記顏回安貧樂道，“鼓琴蓬蓽，可以逍遥”：
顔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31]
《高士傳》卷上記原憲，身處破敗不堪的陋室，卻能從容彈琴，不以之縈懷。面對排場隆重的子貢，并不以自身物質上的貧窮而自卑，反而讓子貢覺得自己違背了所學之道，慚愧而去：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戸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敎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32]
陳仲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身逢亂世，寧肯爲人灌園，亦不願出山爲相；宋勝之“孝慕甚篤”、通明重義，歸隱太原後“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33]，丞相孔光往太原辟之而不就；梁鴻“受業太學”、博覽髙節，卻攜妻歸隱山林“詠詩書，彈琴以自娛”[34]，成舉案齊眉之佳話。龐德公“居峴山之南”，“琴書自娛”，三國時期“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德公之題”[35]。(www.xing528.com)
關於隱士的記載中出現琴，常寫其“鼓琴”、“好琴”、“彈琴自娛”不僅不與其形象相衝突，相反更因古琴所追求的審美意趣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而使隱士的形象顯的更加遺世獨立。琴與隱士的形象能夠相互映襯，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彈琴可修身養性。
桓譚《新論·琴道》中言“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班固在《白虎通義》中對此條的內涵進行了具體的拓展，認爲“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蔡邕《琴操》说：“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眞也。”以上種種可見，琴論中，均認爲撫琴人當修身養性，正心止淫。而隱士通常是對自己的品格和修養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其歸隱是對世俗的不妥協，回歸山水自然，追求更加純淨的人生境界。鼓琴而修身，與其高潔品質相呼應。
其二，古琴所追求的“淡”之意趣，又與隱士所追求的寧靜、恬淡、自然、簡樸的生活相契合。
古琴的材質爲絲與桐、古拙深沉；僅七根絃，簡約質樸。琴曲多沉雄古樸、清越悠遠，以其恬淡、虛靜、曠遠的格調來傳遞“太古遺音”。
古琴追求“淡”之意趣，是受到家思想的影響。《老子·三十五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莊子·刻意》言：“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後世更將此作爲琴學、琴論中所追求的一種境界。《溪山琴況》言：“琴之爲音，孤高岑寂，不雜絲竹伴內”，正是對淡的追求的體現。而其所爲“孤高岑寂”則暗合了隱士離群出世的清高品格。
綜上，魏晉南北朝筆記中，因隱逸之風盛行而多關於隱士的記載。在隱士的故事當中，琴作爲其歸隱後的重要伴侶，被屢次書寫。隱士“彈琴自娛”之意象是其閒適、淡泊的隱逸心境的反映，而古琴承載的文化意蘊以及追求和審美情趣，又加強了隱士高潔、出世、淡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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