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無哀樂”論非常明確聲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20]，四言詩《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也有嵇康沉思音樂的名句“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21]，嵇康有著極深的玄學造詣，太和與太玄均是指向老莊之道，具體的音樂生成於抽象的“道”，或是“道”的本體的自在流溢，實則本源於“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的道家哲學。莊子認定“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嵇康同樣推論“有至人，而後有雅琴”，“聲無哀樂”論是在老莊哲學的“道”的基底上建立的音樂理論。《老子·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澄明“道”的神秘性與恒常性，“道”有著類似形而上性質的宇宙的本源，不可見的“道”體涵蓋萬事萬物的生長。老子關切如何實踐“道”的自然力量，以此化解當時社會的人事紛爭與混亂黑暗，“道”體必然抱持虛靜的精神，藉此凝聚內在的純粹的生命。至人正是虛靜的個體，至人的音樂是摹寫“道”體的聲響，嵇康在《琴賦》中稱讚《廣陵散》的音樂品格，“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22]，如此幽深的音樂滌清心靈的躁競與煩悶，近似莊子的“心齋”旨趣，從而追思通往“道”的路途。
漢斯立克分析音樂的美常常應用非常細緻的科學方法，比如運用生理學的知識論證音樂與情感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在《音樂的主觀印象的分析》一章中，漢斯立克確認音樂存在產生情感波動的生理現象，聽覺印象影響神經的特定方式是音樂喚起情感的生理基礎，但是生理學無法解釋音樂的和絃、節奏、樂器等元素是如何影響聽覺神經，這種影響又是如何變爲情感的。生理學爲音樂貢獻聽覺印象的知識，關涉音樂的主要問題卻是無能爲力的。《論音樂的美》處處顯現西方思想的邏各斯傳統，邏各斯[23]是古希臘哲學確立的探求宇宙奧秘的理性原則，是一種神聖的原型原理，柏拉圖的相論思考不可見的事物的邏各斯原理，亞里斯多德的範疇論思考可見的事物的邏各斯原理。拉斐爾名作《雅典學院》卓越地再現古希臘思想的優雅張力，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師生二人站立在畫幅的中心位置，周圍聚集著古希臘眾多的哲學家與科學家，旁邊站立的是柏拉圖的老師——與學者辯論的哲學英雄蘇格拉底。柏拉圖伸出手指朝上指向超驗的天空，亞里斯多德朝下指向經驗的大地，古希臘思想的雙重遺產建立人類的理性主義的智力格局。
“道”傾向於解決人事的問題，“邏各斯”致力於探索事物的本質，嵇康與漢斯立克經由不同的思想傳統走向共同的音樂觀念，音樂的靈魂寄託於自由的樂音形式。這種自由之於二者又有文化的差異，嵇康在於抵抗政治的暴力，漢斯立克在於淨化音樂的美感。嵇康樂論發揮老莊思想是有明確的現實意圖，老莊的“道”是萬物運行的根源、動力、法則，超越時間、空間、知識，本源“道”體的音樂比如《廣陵散》自當是超越性的精神產物，超越私人情感的宣洩，更是超越政治利害的控制。嵇康言說音樂話題意在抵抗政治暴力的任何掠奪，“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謂“聲無哀樂”論的意圖註解。
嵇康在《釋私論》中直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良知，公然抨擊司馬家族假藉“名教”之名清除政見異己者，造成“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政治暴力格局。當時即在西元3世紀的“名教”恭敬家族秩序，極力維護人間孝道，實則推行絕對服從權力的控制，粉飾司馬氏篡權奪位的政治合法性，頗似《莊子·胠篋》篇中竊取仁義爲非作惡的國家盜賊。“任自然”源自老莊哲學的重要觀念“自然無爲”，這是形而上的“道”落實到人生社會層面的具體實踐，應當順應事物內在的發展規律，拒絕任何外在力量的限制影響，直接反對在位者爲滿足私欲強行實施種種規範，眞正需要維護的是事物自由發展的狀態。嵇康的《釋私論》其實是君子無私欲論，君子不僅“心無措於是非”而且“情不繫於所欲”[24]，所以能夠篤行“越名教”、“任自然”的政治良知。當嵇康聞知其友呂安遭受兄長呂巽誣陷“不孝”罪名，隨即寫下《與呂長悌絕交書》，並爲呂安四處疾呼伸告，終究爲忌憚已久的司馬昭推上不歸路。據《晉書》記載，嵇康臨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25]，一抹夕陽罩定嵇康彈奏《廣陵散》的唯美圖景，一個絕美的靈魂即將進駐永久的棲息地，誕生嵇康《幽憤詩》中“志在守樸，養素全眞”[26]的永恆神話。
嵇康之死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公共事件，嵇康如此關切政治的自由問題乃至犧牲，是擁有特殊身份的中國古代的“士”——眞正的知識份子[27]。《與山巨源絕交書》批判竹林之友山濤臣服司馬氏，“非湯、武而薄周、孔”[28]重申嵇康對於龐大權勢所說的眞話，表露出極端的勇氣與個人的憤概，進而招致“不孝”死罪，如此種種根源於老莊哲學給予嵇康的浪漫主義啟示。嵇康在竹林名士中不僅飲酒而且服藥，阮籍衹是飲酒難得成仙，服藥的嵇康可以成仙，成仙的是可以驕視俗人的。[29]嵇康全然不改初衷，浪漫主義的風骨塑造這位特出的“士”的知識份子影像，永遠迴旋於《廣陵散》的絕世雅音之中。
中國古代的“士”有著壯觀的群體與連續的傳統，“士”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權力世界的大門，仕宦前程完全取得制度的保障[30]，嵇康卻在《難自然好學論》中嘲諷好學的“士”。古代知識份子的現世衹是偶然的歷史現象，註定命運崎嶇，屈原、陶淵明、蘇軾、曹雪芹屬於嵇康的同類，當某個天才產生不可遏制的浪漫的衝動，才有可能催化某個知識份子的誕生。這些天才的生活年代相隔久遠，難以聚合形成某個穩定的知識階層，比如19世紀的俄國知識階層[31]。19世紀的俄國知識階層傳承於20世紀的“蘇聯知識階層”，構成俄羅斯文化傳統的高貴基因。3世紀的嵇康遺留同等高貴的中國文化基因，反思《廣陵散》絕響構成的久遠歷史，重新續寫嵇康的文化傳承，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面臨的現實話題以及文化使命。
【注释】
[1]徐震堮著、劉義慶撰：《世說新語校箋》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35頁。
[2]《廣陵散》又名《廣陵止息》，“止息”原爲佛教用語，意爲吟、歎，也有琴學家認爲《廣陵散》的前身未必是《聶政刺韓王曲》，但是“止息”曲調表現出淒惻悲憤的思想格調，這與《聶政刺韓王曲》的基調又是一致的。
[3]蔡邕著、馬瑞辰校：《琴操》（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2頁。
[4]蔡邕著、馬瑞辰校：《琴操》（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2頁。
[5]蔡邕著、馬瑞辰校：《琴操》（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2頁。
[6]蔡邕著、馬瑞辰校：《琴操》（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2頁。
[7]蔡邕著、馬瑞辰校：《琴操》（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2頁。
[8]吳釗、劉東升：《中國音樂史略》（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第52頁。
[9]吳釗、劉東升：《中國音樂史略》，第50頁。
[10]復調音樂是一種“多聲部音樂”，有著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獨立旋律，最早出現於中世紀的教堂聖詠。
[11]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96頁。
[12]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98頁。
[13]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90頁。“樂無意，故能涵一切意。吾國則嵇中散《聲無哀樂論》說此最妙，所謂：‘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戚俱見。聲音以平和爲主，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奧國漢斯立克（E. Hanslick）《音樂說》（Vom musickalisch Schönen）一書中議論，中散已先發之。”(www.xing528.com)
[14]愛德華·漢斯立克著、楊業治譯：《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第39頁。
[15]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16]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17頁。
[17]愛德華·漢斯立克著、楊業治譯：《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76頁。
[18]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00頁。
[19]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09頁。
[20]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17頁。
[21]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6頁。
[22]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03頁。
[23]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邏各斯的觀念，“邏各斯”這一希臘詞語既有理性也有言說的意思，包含思想與言說的二重性。二十世紀的解構主義思潮執意解構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卻是從另一極走向邏各斯本身。
[24]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34頁。
[25]白化文、許德楠編註：《阮籍·嵇康》（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8頁。此書原文選自《晉書》。
[26]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7頁。
[27]朱里安·本達著、孫傳釗譯：《知識份子的背叛》（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20頁。本達在這部名著中抨擊放棄原則的知識份子，認爲眞正的知識份子支持並維護眞理與正義的永恆標準，常以蘇格拉底爲楷模。
[28]嵇康著、戴明揚校註：《嵇康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17—118頁。
[29]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32頁。魯迅在名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盛讚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也更新穎。
[30]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235頁。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一文中詳盡地分析傳統的“士”與科舉制度之間的依附關係。
[31]以賽亞·柏林著、潘永強、劉北成譯：《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58頁。“知識階層”是俄國詞彙，1815至1830年間，一群有教養、道德敏感的俄國人發起一場運動，堅信個人與政治的自由，持有一種啟蒙的觀點，當時的著名作家包括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參與了這場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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