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广陵散》意象的形成

琴曲《廣陵散》的家喻戶曉實與嵇康相關，嵇康之後歷代文學中的《廣陵散》意象亦幾乎都浮動著嵇康的影子，可以說，嵇康是《廣陵散》意象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是《廣陵散》意象的靈魂所在。作爲一個文學意象，《廣陵散》意象首次出現於嵇康臨終時“顧日影而彈琴”時“《廣陵散》於今絕矣”的一聲響徹歷史長空的浩歎中。並從此便與嵇康人曲合一。

《廣陵散》意象的形成與嵇康的解音律、善彈琴有關，更與嵇康的名士風度有關。在嵇康被殺後，逐漸形成的《廣陵散》意象，又與魏晉間士人的嵇康情結以及嵇康的神仙道化息息相關。

在崇尚名士的魏晉時代，嵇康被目爲典型的名士，《晉書·嵇康傳》云：“康少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常好莊、老。”又云：“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致，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世說新語·容止》引《嵇康別傳》：“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嵇康“美詞氣，有風儀”，“善談理，又能屬文”，不僅外形俊朗，且文采風流。其詩作文辭清雅簡約，意象俊逸動人，個人風格特別濃烈。嵇康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等各種詩體，其實魏晉時期盛行的是五言詩，但在他詩作中數量最大、藝術成就最高的卻是他的四言詩，何焯在《文選評》中評價：“四言詩，叔夜、淵明，俱爲秀絕。”^[2]將嵇叔夜與陶淵明並駕而稱，“俱爲秀絕”，可見評價之高。陳祚明曰：“叔夜詩實開晉人之先，四言中饒雋語，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3]這是因爲叔夜作爲後人，寫作四言詩受到《詩經》和兩漢四言詩的影響應屬必然，尤其是《詩經》，他甚至有許多詩句和意象就是在直接套用《詩經》，像“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十二）^[4]但其清麗超脫，一派自然天成，完全感受不到原詩原意束縛。如他自己所說：“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十四）“高情遠致，率然玄遠”，充分體現了魏晉名士的瀟灑情懷和人物風采。

當然，嵇康的名士風流，也體現在詩文中流露出的直率坦誠、任賞自然的個性精神。在嵇康的四言、五言詩中有許多意象，充滿了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的眞，顯示出其自然化的心境和一點點孤高獨立、超然俗世的人格與情趣。“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四海同宅。”（《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十八）“思我良朋，如渴如飢。”（《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十三）“纜轡踟躕，仰顧我友。”（《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七）“願與知己遇，舒憤啟幽微。”（《述志詩》之二）自然就是他的理想國，折射著他希望存在的世界。嵇康在這樣繽紛的世界裏忘了自己、尋覓著知音，卻也會歎息道：“鐘期不存，我志誰賞。”（《四言詩十一首》之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十四）他很羡慕郢人、匠師，子期、伯牙這樣能知音的獨一無二的友人，覺得“郢人審匠石，鐘子識伯牙。眞人不屢存，高唱誰當和。”（《五言詩三首》其一）於是嵇康席上飲酒、撫琴而彈，“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酒會詩》）並將“知己”的範圍擴大到傳說中的仙人那裏，想跟著赤松子和王子喬他們羽化登仙。“羽化華岳，超遊清霄。雲蓋習習，六龍飄飄。左配椒桂，右綴蘭苕。凌陽贊路，王子奉軺。婉孌名山，眞人是要。齊物養生，與道逍遙。”（《四言詩十一首》之十）類似這樣的描寫大量出現，“聖”、“仙”、“人”、“自然”模糊一片，讓人已經分不清現實與想象的界限。嵇康後世形象的神仙道化，跟他自己的這些奇幻的描述不無關係。單就詩篇來說，“至人”與“眞人”的形象同時出現、同樣歌頌，是嵇康儒道思想的矛盾統一和極端融合。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嵇康的詩文中常有琴影搖曳。歡宴之時，有“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渴望知音之時，“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酒會詩》）沉溺玄想之時，“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之十四）即使能遠離人世、托於神仙，琴影亦在，“乘風高逝，遠登靈丘。托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詩十八首》之十六）

《廣陵散》意象的形成，是與嵇康的這種傾倒眾生的名士魅力息息相關的。當嵇康被殺後，人們對嵇康的名士崇拜，便轉爲一種無法釋懷的嵇康情結。可以說，正是士人心中的嵇康情結，促成了《廣陵散》意象的最終形成。

嵇康死後，與其作竹林之遊者皆惶懼不安，典型者如向秀，頓然失圖。在俗世中沉浮的向秀，無法忘記過去美好的“竹林之遊”，戰戰兢兢地寫下了一篇懷念嵇康的《思舊賦》，雖然篇幅不長、述嵇康的內容也很簡略，但賦中感情淒清哀婉、煞是動人，是魏晉士人嵇康情結第一次自然流露。

與向秀不同，山濤、王戎等人則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實際語言表現出對嵇康的追懷，而且其情感坦露得絲毫不加避諱。山濤可以說是嵇康忠誠的朋友之一，無論嵇康如何諷刺，依舊不改其情。他讚美嵇康的舉止，說：“嵇叔夜之爲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5]當年山濤推舉嵇康爲官，其實也是爲他擔憂、希望以此保全他的性命，衹是忽略了嵇康傲然不屈的性格，所以被他以《與山巨源絕交書》痛駡。雖然嵇康用詞毫不留情，山濤也不以爲意，但是此舉卻大大激化了嵇康與司馬氏之間的矛盾。《晉書·嵇康傳》載“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由此可知，嵇康其實對山濤也一直堅信不疑，這才安心地托孤於他。^[6]山濤自然不負嵇康所望，一直對嵇紹關照有加，在他因父親被殺而不能選官之時破格錄取，那一聲“爲君思之久矣”^[7]，也是重若千鈞。而王戎更是個有趣之人，《世說新語·排調》載阮籍見他便諷刺道：“俗物已來覆敗人意！”王戎滿不在乎地自嘲道：“卿輩意，亦復可敗邪？”當別人讚賞嵇康之子嵇紹：“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他卻沉浸在對嵇康風采的懷念中：“君未見其父耳！”^[8]而到了後來，陳壽在西晉政權的盛世時期也敢在《三國志》裏爲嵇康填上一句，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了。及至東晉，王導已經開始引用嵇康的著作。李充作《弔嵇中散》文，讚頌嵇康風度，孫盛在《魏氏春秋》、《晉陽秋》等作品的言語之中更滿是讚譽。嵇康死後經久不息的這些諸多讚美嵇康、讚美《廣陵散》的人，都是士人們“嵇康情結”的體現，士人中的這種“嵇康情結”促進了《廣陵散》意象的形成。(www.xing528.com)

隨著士人心中嵇康情結的氤氳擴散，嵇康也逐漸被神仙道化。

細細推敲過嵇康作品的學者都會知道，嵇康是個思想上宗儒通道之人。雖然在他的作品中儒道混合嚴重，並且極爲偏向道家，但他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的儒式理想，那是他思想的基礎。而且從“太學生三千人”爲其請願的這一情景上來看，嵇康在儒生中的人氣很高。不過，後世流傳的嵇康形象多爲道式。

嵇康形象發生神仙道化傾向，與他本人受道家影響很深有關。從上述嵇康的詩文中就可以看出，他本身就有濃重的神仙觀念，作品中有很多關於神仙世界的想象以及對仙人的憧憬與追尋。其《聖賢高士傳贊》將儒家傳統意義上的“聖賢”與道化的“高士”結合在一起，也有一種人物仙化的意味。嵇康還有許多關於養生的文章，如《養生論》、《答難養生論》、《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等等，而養生也是很重要的道教命題。且魏晉名士都有“服藥”的習慣，《晉書·嵇康傳》載嵇康更“常修養性服食之事”。當然，煉丹亦是神仙道教的內容之一。在史料、文學作品中，嵇康也與當時“喜讀《易》”、“彈一絃琴”的隱逸高人孫登有很深的交往，《世說新語·棲逸》載：“嵇康游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日：‘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註引《文士傳》稱嵇康與孫登“從遊三年”。因而，孫明君在其《嵇康與文士道教》中認爲：“在魏晉道教發展史上，嵇康促進了道教從下層社會向中上層知識份子階層的轉移、促進了道教從民間道教向士族道教官方道教的轉化；但嵇康的道教信仰與士族道教官方道教有明顯的區別，嵇康是魏晉文士道教的開創者。”^[9]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才導致了嵇康後世的形象偏於道化，且與神、仙、鬼、怪產生了密切關係。

嵇康形貌頗有神仙氣，加上氣質脫俗，看外表就曾被誤會爲神仙，《晉書·嵇康傳》便載：“時有樵蘇者與之，咸謂爲神。”又養生有道，精於服藥和煉丹，故“入洛，京師謂之神人。”^[10]而與嵇康有交情的孫登也不僅是高士，在六朝時期還被當做仙人。《水經註》有考證：“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之所處。”^[11]葛洪《神仙傳》中也載孫登、嵇康爲仙人，另講述了嵇康與“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的仙人王烈共探仙藥“石髓”的經歷。^[12]因而，《廣陵散》也被認爲是一首鬼神所授之曲，其傳承方式在文學作品甚至史料中也經常依託於鬼神。嵇康得《廣陵散》的故事有“遇仙”、“遇神”、“遇鬼”以及神鬼續傳《廣陵散》的情節，這些故事言嵇康與鬼神通靈，其實都是嵇康形象神仙道化的體現。

又因嵇康受累含冤而亡，士人心生不忍，便產生了嵇康不死而得道、眞正成爲了“神”、“仙”、“鬼”的說法，也就是“尸解”說和“鬼帝”說。顏延年《五君詠》其二《嵇中散》寫道：“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其中所描繪的嵇康形象顯然已經是神仙形象了。此條註引顧愷之《嵇康贊》云：“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甯師之。甯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跡示終而實尸解。’”（葛洪《神仙傳》有相同故事，內容更加詳細一些）從上面便可以看出“尸解”爲屍體解脫、成仙成神的含義，佛教故事有高僧“開關不見屍”，道教經典中更記載有大量“尸解仙”故事，其詳細內容《抱朴子內篇》和《眞誥》中亦有。^[13]晉葛洪《枕中書》曰：“周乞、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則將不畏鬼魅的嵇康直接推上了鬼中帝王的地位。而無論是鬼神也好，仙人也罷，嵇康這一系列的形象變化，都直接影響到了後世的《廣陵散》意象。文人筆下的《廣陵散》意象也因而多了一份神仙鬼氣，且與道士、道觀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名士崇拜”的時代，正如羅宗強先生《玄學與魏晉人士心態》所說：“經學一統的僵化局面是打破了，統一的思想規範失去了權威，士人從聖人崇拜專向名士崇拜，轉向自我體認。人性和人生，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可以說，定儒學於一尊時士人的那個理性的心靈世界，已經讓位於一個以自我爲中心的感情的世界了。”^[14]而嵇康從容貌、氣質、人品、學識、修養到文學、思想、個性，恰恰都符合了當時的這種要求與標準，因而能在同時代享有極高的美譽，嵇康的被迫害致死，更激起了士人們無限的惋惜、悲憤與懷念，兩晉人士獨有的“嵇康情結”也是對嵇康生命及其文采風流的追慕與肯定。這些都是《廣陵散》意象得以最終形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