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言性“剛柔善惡中”，邵雍言“性公而明”，張載言“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程顥拈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天理”。當人之“性”靜默不動時，天理就在“性”中隱性地存在著，寂然不顯；當人之“性”“感而遂通”時，天理就顯現出來。而無論顯隱，天理本身都不會增添或者減少。
程頤直言“性即理”，“自性而行，皆善也”，在此前提下，“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27]。對於君子而言，將性理呈現於日用常行、道德實踐是義不容辭的事情，性理的呈現有賴於心的活動。程頤所言之心，具有二義，一是在性理層面的道義俱全，二是在人道層面的活動有是否中節兩種情況。當心“感而遂通”時，心之活動偏於認知、近乎“覺識”，“心”之動表現爲喜怒哀樂之情，喜怒哀樂之未發自是善，與理相一致，一旦感於外物、諸情發動，衹有中節者如理，爲善情，不中節者，爲惡情。心寂然靜止時，在性理層面道義全具，七情未發自是純善，但這種狀態衹是形而上的設定。在道德實踐層面，“心”必會感於外物而動。若心動情發無不中節，則“心”和“理”一致，“心”能夠將“理”在人生界顯現出來。若修身歷程不如預設之順利，心之動因外物之誘惑，偶有不中節之時，便有“邪心”，禁止邪心、防止惡情也就成爲修身之關鍵。朱熹根據《尚書》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義，把“心”作“人心”和“道心”[28]之別。
依此，修身之關鍵依然落到“心”上。“心”若不定，便會累事，朱熹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29]“不定”和“累事”之“心”皆爲“人心”，而非“道心”。“道心”主“敬”，“敬”方能領會“道”。由此可知，《新論·琴道》中“聖賢玩琴以養心”，養的是“道心”，《琴操》中伏羲氏作琴“御邪僻，防心淫”，防御的是源於氣質之性的邪心。朱熹《紫陽琴銘》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30]結合張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可知朱熹“琴書四十年”[31]，以琴“養性”養的是源於“天地之性”的中和正性；以琴禁心，禁的是“人心”感物而生的忿欲邪心。
朱熹認爲在有天地之先便有了“理”，但“氣”與“理”同樣重要，因爲“氣”凝聚之處，“理”就在其中，“若氣不聚，理便無安托之處”。人是“理”“氣”合一的產物，“人之所以生，和理與氣而已”，人的德行源自“理”，形體源自“氣”；“道心”源自“理”，源於性命之正，是生發出仁義禮智的道德本心，但在人生層面，心不是道德本心，而是偏於感知能力的實在之心氣，即“人心”。“人心”感物可能生出“忿欲之邪心”，需要通過“學”禁止（研究琴律、練習琴曲是“學”的途徑之一）。但“人心”顯然又不是全惡的，不能全盤禁止。“人心”中的感知能力來源於形氣之私，又不是單純地衹含有氣，因爲知覺之前又先有知覺之理，知覺之理純善，而氣必不如是。“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這與張載“性”靜“心”動相一致，知覺之理並不主動產生感知能力，產生感知能力的依然是“人心”。“人心”感物而動，“理”與“氣”合的同時，具備感知能力。“道心”純善，與“理”一致。“人心”處於“理”與“氣”之間，首先不是生理學意義上的心臟，藥石不能治其病；其次，不純然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感知或知覺，是操捨存亡之心，還含有形而上之“理”；再次，雖含有“理”，但它並不是形而上之“理”，“理”無跡可尋，“心”雖然沒有實然的形象，但“微有跡”，仍是形而下者。“心比性，則微有跡；比氣，則自然又靈”。總之，“人心”兼有“理”和“氣”，可能不善，“心有善惡，性無不善”。
“人心”之向下推衍爲情，“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32]未動之“心”是“道心”，已動之“心”是“人心”。張載首先提出“心統性情”，但沒有解釋，所想表達之意不得而知。朱熹說“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而且“性才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個包總性情的”。“性”屬於形而上的一方，“人心”與“情”屬於形而下的一方。“性”衹有在“人心”處於靜止狀態時才能稱之爲“性”，“人心”實際統率的是“情”，是“人心”之發動；若言“心統性情”，“人心”衹是“性”“情”之管家，而非主人，主人應是“性”。“人心”和“情”皆有善惡，唯“性”全善。若“心”對全善之“性”持“敬”，主動以“性”之全善爲標準，衡量己之動，就能達到和“性”一樣的高度。此時，先天之“善性”也就體現於人生，也就“成性”。若管家叛逃，“心”不以“性”爲“主”，反逐“物”而走，於是“惡情”滋生。在“惡情”的驅使下，“心”轉以無定之“情”和外在之“物”爲“主”，最終淪落爲“情”“物”的奴隸。隨著潛存在“人心”當中的那一絲靈明被“情”“物”裹挾、捲走、淹沒，本心徹底淪喪。這種情況下，生命個體會錯將欲望當成希望，將感官娛樂當成精神愉悅，“守心”尚且不能，更遑論“成性”。因此，若對《紫陽琴銘》要禁的“忿欲邪心”作具體的分析，或發現它有兩種指向。其一，“人心”錯把外物的誘惑當成主人，以“物”爲“心”，以欲望爲正當追求，這是“禁”的必要性之一；其二，“人心”接物而生的過分之“情”本應引起警惕而後適當調節，而當“人心”失去判斷力的情況下，以“惡情”爲“心”，人的暴虐、貪婪、嫉妒等情緒會滋生蔓延，任憑“惡情”野蠻生長，定會禍及人事，這是“禁”的必要性之二。(www.xing528.com)
人先天具有“善性”，但“人心”畢竟生於形氣之私，易生人欲之惡、過分之情，導致先天之“理”被氣質之性和私欲遮蔽；“道心”源於性命之正，與“理”一致，但又衹是靜默潛存，修身要靠“人心”之努力。上智下愚皆有此二心，若不知怎樣“治之”，則天理無法戰勝人欲。朱熹認爲“人心”主動盡“性”全“理”的方法就是道學問，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力行”[33]，通過道學問而尊德性，非如此不能養其正性、奉養“道心”。若“人心”有違道心，則適時禁止，“禁”之根據和力量源自重道問學。
錢穆云：
儒家言人道，本之天性。性所表現曰心，曰情。而心統性情，尤爲主要。故爲學更重心。心有生命，有成長。心有學，爲道心。心不學，爲人心。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故必存其道心而使不亡，養其善性使日成；而後七情得中，而天下和。[34]
因理學主張之特性，朱熹不僅以儒學根底從精神上通貫琴樂，而且深究琴樂之物理規律，寫出第一部《琴律說》，然後言琴理與性理之圓通。琴是朱熹所格之一物，琴理是萬物法則之一，要克服禁止“人心”中不善的一面，就要依靠“窮理細密工夫”，先“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35]，由樂理知識而至理學大義。如此，才能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以琴養性正心才不是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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