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太極圖說》認爲在“太極”之先還有一個“無極”階段，這一“無極之眞”是宇宙一切現象背後的本體，是“天理”。“天之道以誠爲體”，“誠”是純粹至善，但不是“性”，“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2]。與“性”中有惡相對應，“心”有“欲心”“躁心”。情由心生，七情之發動若違背中和就會走向惡。淡和之樂就是要平釋躁欲，調和七情。李美燕推測周敦頤“淡和”之音樂主張來自其撫琴操縵的體認[3]，“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也的確更合乎琴樂之特點。
周敦頤言“性”是“剛柔善惡中”，邵雍言“性”趨向全善，“君子任性，小人任情。任性則近，任情則遠（《性情吟》）。”[4]他認爲觀物不應該觀之以“心”，而應觀之以“理”，不應該以“我”觀物，而應“以物觀物”。《觀物外篇》云：“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5]“心”與“理”相對，“情”與“性”相對，“性”和“理”不偏不倚，“心”和“情”則不然。“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6]，“偏而暗”之情顯然屬陰，需要祛除。人要靠“心”感知萬物，不可能清除。如果“心”昇華至“理”的高度，和“性”一樣“公而明”，就能如聖人般“一萬物之情”；但更多人的“心”不公不明，存有“心垢”，需要“治”，需要“洗”。
邵雍有《心安吟》，從個體修身角度點明“心”安的重要性：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7]
又有《治心吟》從“治人”角度思考“治心”之必要性：“心親於身，身親於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8]“心”安然，“身”自然安好，心身俱安，便不懼外物之干擾。若要心安，須得治心。他並沒有言明“心垢”是“心”自身產生還是源自外物侵擾，但提出了“治心”的方法，即“以琴洗心”。《洗心吟》云：(www.xing528.com)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塵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9]
“洗心”之琴應爲“無絃琴”。
若“留意”於操縵調絃，過分沉醉於藝術，反而有害對“理”的體認。儒者彈琴是要超越技藝層面體悟琴中之“理”，指法技巧、琴制琴絃在他們的心靈世界裏不被重視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無絃琴”正是這種境界的體現。邵雍愛琴、愛彈琴，《古琴吟》云：“長隨書與棋，貧亦久藏之”[10]；《答人見寄》云：“鬢毛不患漸成霜，有托琴書子一雙”[11]；《旋風吟》云：“棋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12]但琴於邵雍，亦不過含“理”之物、治心之器而已，他彈琴，一爲知音，一爲洗心。《代書寄友人》云：“棋逢敵手才堪著，琴少知音不願彈。”[13]“知音”之前提是能領會無絃琴意趣，《黃金吟》云：“會彈無絃琴。然後能知音。”彈得“無絃琴”，才不會妨礙人對“天性”的追求，以“無絃琴”洗心，“心垢”自去，“心”和“性”一樣“公而明”。故，是“心”得“正”。
“以琴洗心”顯然不是邵雍修養心性的最高境界，人一旦對“性”、對“理”有所感悟，興趣會昇華至純粹義理層面的思辨，自然連“無絃琴”也不再重要了，故邵雍《演繹吟》云：“既若能開物，何須更鼓琴？來儀非爲鳳，衹是感人深。”[14]蘇軾因道家之影響，生順化通達之思，超越“無絃”而入“無琴”之境，可得一人之“達”；邵雍因對性理的思索，也提出若能開物，不須鼓琴。“無琴”尚可默譜“虛彈”，若言無須“鼓”，隱然又超越蘇軾一籌，神思不離俗世，心身亦能俱安。不過與莊子之“不彈”相比，儒者“不鼓”並非向往無何有之鄉，而是依然能在人間“開物”。若能“開物”，不鼓琴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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