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孔子及弟子子路、曾點皆鼓瑟，未聞援琴。然其他文獻多以孔門鼓琴，少數文獻琴瑟穿雜，顯然有一傳鈔校證的過程，因爲琴瑟不同十分顯著。東漢初《白虎通德論·禮樂》言：
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39]
瑟的地位明顯甚高，指向人事節儀、時和物生的天人相感。琴則僅是用來自我禁制心中的淫邪，以端正人心之器。然東漢末《風俗通義》卷六言：“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又謂：“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40]已然將《白虎通》中瑟之地位賦予了琴，琴瑟地位有了相反的認知；此即可見由瑟轉琴的線索。
宋人史繩祖（1192—1274）有“瑟先於琴”說。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鼔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何爲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爲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凰，《論語》止言鳳而不及凰；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凰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註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爲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也！”註謂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鼔之，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逺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刑名之陋！[41]
《韓非子》之說見於《外儲說左下》，[42]爲詆毀儒家之論，自不足爲憑。史繩祖以《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證之“示有先”，“言瑟而琴可知”。復引《世本》、《爾雅註疏》、《詩經》、《禮記》爲據，然《尸子》所言則過於非遠。此“瑟先於琴”之說，爲宋末元初熊朋來（1246—1323）所延續。熊朋來說：
《爾雅·釋樂》曰：“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也。”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禮》），堂上之樂，惟瑟而已。歌詩不傳，由瑟學廢也。[43]
又明朱載堉（1536—1611）亦言：
《曲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燕》、《射》及《鄉飲》皆有瑟，《樂記》稱“清廟之瑟”；《詩》云“並作鼓瑟”，《鹿鳴》先瑟而後琴；《魯論》言瑟再三，而不及琴。以此觀之，瑟之於琴，尚矣！[44]
就“禮”而言，“堂上之樂，惟瑟而已”，可見瑟在先秦時代的地位及意義顯然都高於琴。朱載堉亦主張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可證瑟先於琴。熊朋來稱“歌《詩》不傳，由瑟學廢也”，此指《詩經》有目有詞者三百五篇皆可絃歌，即以瑟伴奏；但在漢人“訓詁之學”的影響下，強調“序訓”、“義理”，“遂使聲歌之者，湮沒無聞”，故作《瑟譜》。[45]對於《詩經》皆可絃歌，古人並無異議。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瑟先於琴”條，頁一上——二上；收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4冊。[46]但古人並不徒歌，各種場合之升歌必有絃樂伴奏。如陳士元（1516—1597）說：
元按：《周禮》：“瞽矇，掌絃歌。”《爾雅》云：“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有琴瑟從之也。《記》云：“無故不徹琴瑟。”故知子與人歌而善，必有琴瑟以和聲；其警孺悲，必取瑟而歌。此古人所以不徒歌也。[47]
絃歌樂器，後人多註解爲琴瑟，熊朋來、朱載堉則主張是瑟。
熊朋來指出，“東漢之末，禮樂蕭然”，三國時雅樂郎杜夔僅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而後左延年衹傳《鹿鳴》，至晉代連《鹿鳴》“又無傳焉”。[48]故依禮圖樂書，著錄了《詩舊譜》十二篇、[49]自補《詩新譜》二十篇、《孔子廟釋奠樂章譜》十八曲。最後言：“《魯論》專言瑟。今《瑟譜》不以他曲而以歌詩，去古雖遠，按譜鼓之，必聞頌詩之聲。倚瑟詠歌，亦興觀之一助。[50]朱載堉亦言：(www.xing528.com)
《論語》曰“取瑟而歌”，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其非病非哭之日蓋無日不絃不歌。由是而觀，則知絃歌乃素日常事，所謂不可斯須去身，信矣。至若子游、子路、曾皙之徒，皆已絃詠相尚；伯魚未學《周南》、《召南》，則以面牆之喻規之；其諄諄誘以《詩》樂而無間也。[51]
古《詩》存者三百餘篇，皆可以歌。而人不能歌者，患不知音耳。苟能神解意會，以音求之，安有不可歌之理乎？臣嘗取三百篇《詩》一一絃歌之，始信古樂未嘗絕傳於世，但人自畫不求之音耳。[52]
故而爲《詩經》撰述《瑟譜》。朱載堉更言：“古人所謂鄭魏之音，正乃琴耳。”如朱權（臞仙）《琴譜》，“左手有吟猱綽注”，“但其左手指法多用繁聲，先王之樂無此也”，故“呻吟淫溢之音謂之沉，吟猱等聲是也，事皆先王禁之不容彈也”，因此說“琴無吟猱謂之正，有吟猱謂之淫；合簫管協竽瑟者，琴之正聲也，不合簫管、不協竽瑟者，琴之淫聲也”。[53]又說：“予按《論語》言瑟而不言琴，今人卻反之，何哉？蓋謂瑟譜失傳故耳。殊不知世傳琴譜，乃郭楚望等所謂偽作，亦非古曲也。”[54]所述旨皆在明證“瑟”才是正樂。
今人李守奎《先秦文獻中的琴瑟與《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時代》一文，[55]通過文字構形、出土文獻、傳世經籍與出土實物的調查，得到瑟早於琴的結論；同時指出瑟、琴兩種樂器不是如夫妻相伴，而是興衰交替的，這交替過程是從春秋至戰國漸進的演變。就文字而言，段玉裁即指出：“玩古文琴、瑟二字，似先造瑟字而琴從之。”[56]從目前出土實物中可見，直到戰國時期瑟依舊是陪葬的主體，琴在數量上很少，年代也略晚於瑟。從傳世文獻而論，若以琴、瑟是否可獨奏爲標準，得以區分兩類：一是瑟可獨奏，兼與竽（笙）合奏，但琴無，此以《儀禮》、《詩經》、《論語》爲代表；前文指出的熊朋來、朱載堉的主張依據亦即在此。二是琴可獨奏，瑟無，此以《左傳》、《禮記》、《孟子》爲代表，如《孟子》書中衹有琴而無瑟，所記載舜時絃樂都是指琴，《左傳》、《禮記》中單言鼓琴，證明琴逐漸佔據主體地位。基本上，戰國中期以前瑟是絃樂的主體，琴的使用不像瑟那樣普遍，是以較早的文獻中衹說“鼓瑟”而不說“鼓琴”；但戰國中期之後，文獻記載則多用琴而少用瑟。秦漢以降，琴即成爲絃樂的主流，因此文獻記載琴的篇幅遠多於瑟。如是更證明“瑟先於琴”之說。那麼，孔門狀況爲何呢？
按孔子一生的理想，是恢復如周文般貴賤有等的秩序社會，因而其對周公“制禮作樂”之周文的孺慕之情不時溢於言表。[57]因此，我們得以理解，魯哀公十一年（474 B.C.）冬孔子周遊列國自衛返魯後曾言：“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58]其意當指孔子重整樂音之正乃在於符合周文之禮的音樂，是以司馬遷說：“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59]但古樂既然已存，孔子何以又“皆絃歌之”？司馬遷亦未多作說明。考孔子“吾從周”（《八佾》）的祈向，其對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的意義，其一在修復散於四方的“周樂”，並以之作爲“樂教”的依據；其二宣揚王道之雅樂，反對鄭衛的俗音。[60]《論語·八佾》有言：“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宋翔鳳（1779—1860）於《論語說義》中說：
謹案：《孔子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記“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此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然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間歌，謂人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61]
此已明證孔子自衛返魯後“《雅》、《頌》各得其所”，乃是使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的目的在於恢復符合周文的禮樂。
顧頡剛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中分析了《詩經》原本前的狀況以及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就《詩經》的狀況，顧頡剛指出：
《詩經》是爲了種種的應用而產生的，有的是向民間采來的，有的是定做出來的。牠是一部入樂的詩集；大家對於這些入樂的詩都是唱在口頭，聽在耳裏，記得熟了，所以有隨意使用牠的能力。他們對於詩的態度，衹是一個爲自己享用的態度；想怎麼用就怎麼用。但他們無論如何把詩篇亂用卻不豫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人的事實。正如現在一般人看演戲，衹是爲了酬賓、酬神，和自己的行樂，並不想依據了戲中的事去論古代，也不想推考編戲的人是誰。所以雖是亂用，卻沒有傷損《詩經》的眞相。[62]
旨在指出《詩經》皆可絃歌，如於宴會中賦《詩》交換情意，而“斷章取義”是其中慣例，即賦詩人的心意不是作詩人的心意，賦《詩》者甚至會扭曲作詩之人的詩意以言其志，是爲“賦《詩》言志”，此即是顧頡剛所言的“隨意使用”。是以孔子才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孔子對《詩經》是十分看重的，[63]但其所處的年代詩樂似乎已然哀微了。顧頡剛分析有三個原因：一是僭越，故而禮崩樂壞；二是“新聲”的流行，指不合於禮的複雜音樂，可能是孔子厭棄的鄭魏之音；三是雅樂的敗壞。孔子正是對於如上趨勢逆流爲之，欲恢復雅樂的中正平和，故返魯之後使“《雅》、《頌》各得其所”。衹是，孔子及其弟子努力所正的樂調，至戰國時已不太有人說起了。如儒家承繼者之一的孟子，其說《詩》僅講其義，甚至“亂斷詩”，但沒有一回講到《詩》的音樂性，呈顯了說《詩》已脫離了春秋時代的實用性了。
孔子絃歌教育，除重視《詩經》樂詩外，也強調其實用性，如前言從事外交工作，又如《論語·陽貨》提及“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的絃歌治理，功效良善。除此之外，古籍中亦記載孔子絃歌教育的景況，例如《墨子·非儒下》說“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64]《莊子·漁父》言：“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65]《孔子家語》言孔子於陳蔡之間遭厄，“絕糧七日，外無所通，黎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在厄》）、“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困誓》），於環境惡劣之際，仍能絃歌不已。孔門弟子深受孔子教誨，學樂者多矣，亦或以之爲教或自學自惕，《墨子·公孟》即言儒家“絃歌鼓舞，習爲聲樂”，又如《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472—396 B.C.）說：“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66]《韓詩外傳·卷一》、《新序·節士》皆提到“原憲居魯”，指原憲在極惡劣的生活環境下猶能“匡坐而絃歌”。至劉邦（265—195 B.C.）誅殺項籍（232—202 B.C.），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67]或如《琴史》所述孔門諸人，皆以絃歌相尚，顯見孔子樂教之深。朱長文說：“孔子氏之門人蓋未有不知樂者。”衹是從上述的探究當已可得知，此“樂”之器恐怕是指“瑟”而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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