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琴經》十四卷，日本江戶時代鈔本，6冊，藏東京大學、大阪府立圖書館、公文書館、關東大學圖書館等。
2. 《琴經鈔》十二卷，天保八年日本天籟氏鈔錄，手鈔寫本 2冊，藏關東大學圖書館。
3. 《琴經》十四卷，日本江戶時代寫本，2冊，藏日本國會圖書館。
本文著重論證明刊本的刊行時間。
張大命所編琴書的刊行時間，清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一〇載：“《太古正音琴經》十四卷，明建溪張右袞輯。無刻書年月。約萬曆間刻”；“《陽春堂琴譜》四卷《續集》一卷，明古潭張大命選輯，萬曆辛亥（1611）精刊。”在孫殿起看來，張大命的兩部琴書，是分別刊行，且刊行時間也有前後之別。
現代學人則多認爲張大命的兩部琴書是同時刊行，衹是在刊行時間上認知不同。查阜西《琴書集成據本提要》認爲：
據張氏自序，此書（按指《陽春堂琴譜》）編輯年代晚於《琴經》甚久，但兩書八篇明代序跋，凡是著明年代的，都集中在萬曆己酉、辛亥兩年。又從他到庚戌（西元一六一〇）到燕京（是董其昌作序後的一年）會見諸大方之後，他又“益袞舊聞，再加修飾”的事實來看，兩書可能同時發刊於庚戌、辛亥這兩年。
即認爲《琴經》、《琴譜》兩書，雖編輯年代有先後之差，但兩書均刊行於萬曆三十八、三十九年（1610—1611）兩年之間。而方彥壽則認爲當刊刻於萬曆三十九年：“明代，建本音樂著作有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印於建陽的《太古正音琴經》十四卷、《太古正音琴譜》四卷……兩書同時刊行，總名《太古正音琴經琴譜合參定選》，題‘陽春堂藏版’[7]”。
日本內閣書庫藏有張大命明刊《琴經》、《琴譜》兩書[8]，其中《琴經》前有葉向高《琴經首序》、劉大任《序》、張大命《自序》，後有陳五昌《琴經跋》。其中，葉、劉兩序及書末陳跋，未見署時；張大命《自序》署時、署名爲：“萬曆己酉春三月三日古潭憲翼張大命酉袞氏書於陽春堂”。《琴譜》前有董其昌“萬曆己酉中秋日”《太古正音琴譜序》、張大命《自序》，文末附有王宇、楊容光“萬曆辛亥仲春日”《琴譜跋》。在這八篇明人序跋中，前文所引張大命《琴譜自序》言其自“髫年”，即萬曆二十八年，隨父遊歷江浙之後、“十餘年於此道，輯有《琴經》十四卷”，則《琴經》一書，自其父任官無錫縣丞以後，張大命即行收集、編纂，至萬曆三十八年左右已然成書。
張大命琴書編輯成書或在出版之初，曾請葉向高爲之序。葉向高序曰：
不佞備員史局，涉獵秘書，游神六藝之府，賞心大雅之聲，夙有志乎
遺經而追盛響也。忽潭之憲翼張生，以所輯《琴經》屬文乎余。夫古韻久湮，元聲塞竅，生獨以鉛槧之餘，擷群芳之苑，編摩流覽，林林通綜，向吾徒而來請也。蓋心不佞之心，而音隆古之音者。批閱再三，纚纚井井，編爲四帙，爰命《琴經》……張生曦馭正升，春秋鼎富，大未可量。不佞當憑軾而望之。而茲帙獨留意母音，存神雅道，傳之當世，則必有以返淳古之風，杜淫窪之習者，於世道大有補云。是用喜而爲之序。(www.xing528.com)
據葉序，張大命向葉向高請序時，琴書已經編纂成“四帙”之書，且此時張大命“曦馭正升，春秋鼎富”。此序無署時，但序後鈐印二枚，一曰“葉向高印”，一曰“大學士章[9]”，結合序中所言“備員史局”及葉向高生平，則此序當作於萬曆三十五年葉向高出任“東閣大學士”之後。葉向高之爲東閣大學士始於萬曆三十五年五月，《明神宗實錄》卷四三三（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己卯，吏部同九卿、科道會推閣臣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楊道賓、李廷機、孫丕揚等七人”，“（丁亥）大學士賡再催請，枚卜是日會推。疏下點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三人矣”，“戊子加于慎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機升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神宗實錄》卷四四〇：“甲寅，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葉向高入閣辦事。”葉向高《蘧編》卷二也言：“（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余四十九歲，夏四月有旨，會推閣臣，與推者七人東阿于公、富平孫公、任丘劉公、濟南趙公、晉江李公、楊公，余名在第四……奉旨于慎行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機升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慎行、向高便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閣，同錫爵等辦事。”則葉向高從萬曆三十五年五月被認命爲東閣大學士，至十一月才眞正“入閣辦事”。因此，張大命請序葉向高、且葉序鈐印“大學士章”當在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之後。清康熙八年刊“後學沈益生重校”《太古正音琴經琴譜合參定選》，從內容到字跡，從署名到署時，乃至於鈐印等，均篡改過甚，在這個清代重印本中，葉向高的序署時爲“萬曆己酉三春”，明顯錯誤。
葉向高爲張大命所編《琴經》作序，陳五昌《琴經跋》曰：
余邑相國葉進卿先生爲潭之張憲翼撰有《琴經敍言》，不佞昔嘗得寓目之，而未識憲翼何如人也。一日驅車黃金臺，取道夫潭，以馮夷侵入，暫駐
於潭之福山蘭若中，則憲翼來臨。越日而以序相屬矣。相國業弁首簡，不佞何取於疣之贅乎？
陳五昌跋文沒有署時，但文中“馮夷侵入”一詞，透漏出了時間資訊。“馮夷”爲水神泛稱，此處藉指發大水。《（民國）建陽縣誌》卷二“大事二”災祥載：“（萬曆）三十七年大水，民居蕩，五福橋塌圮。”證之其他文獻，如清龍文彬《明會要》卷七〇祥異三“三十七年五月，福建大水。”清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四：“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大水入城。八月大雨，初六日，烏石山崩，貢院內水深數尺，文場垣舍傾壞。巡撫陸夢祖改首場試期，至初十日始入試。”而《神宗實錄》卷四五八記載了此次大水的惡果：“建甯等四府大水，丁口失者逮十萬。”則陳五昌“得睹”、“業弁首簡”的“所纂《琴經》”一書，當在萬曆三十七年五月或八月間。綜上所述，張大命用十餘年編纂的《琴經》一書，其請序於葉向高當在葉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眞正“入閣辦事”之後，此時葉向高才眞正有資格使用“大學士章”，這是它的成書上限；而到萬曆三十七年五月或八月，陳五昌親自見到了這本有葉向高作序的《琴經》，這是它的成書下限。因此，《琴經》的成書時間當在萬曆三十五十一月至萬曆三十七年八月（1607—1609）之間，且是單獨發刊的。
《太古正音琴譜》書前的張大命《琴譜自序》以及董其昌《太古正音琴譜序》較爲清晰地交代了《琴譜》的成書過程：
（余）業輯有《琴經》十四卷，因念琴之必需夫譜，猶車之不可廢而轅也。玄徽雅調，固在神解，而入室升堂，必由印證。第舊所傳者，沿流既久，錯謬殊多……故又不辭歲月之勞，爰纂爲《琴譜》數卷……稍加印定，藏之笥中，期有賞心者，共商榷之。迨庚戌，驅車長安道，陟金臺故址，並擊筑悲歌舊處，亦挾奚囊襲以往，面與諸大方相質證，爲彈射，其臧否，殊覺有所得。既而劍術未售，復歸東山之阿……當以是編付之殺青，以公同調者……予敬諾而等之梓。
董其昌《太古正音琴譜序》：“余不佞客宦閩中，與潭之右袞張生，曾有一日之知。暇日，攜所纂《琴譜》問序於余。”據此知，張大命在萬曆三十七年八月（1607—1609）之後，爲了琴經、琴譜合璧，故又經“歲月之勞”，“稍加印定”成“《琴譜》數卷”，並請時爲福建副使的董其昌，在“己酉中秋日”（1609）爲該書作序；在萬曆三十八年參加武舉會試時，將其攜至北京，下第後，又加以充實、完善；至萬曆辛亥（三十九，1611），請楊容光爲《琴譜》作跋，並正式交付刊行。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存世的《太古正音》均爲《琴經》與《琴譜》的合刊本。如日本內閣藏本《太古正音琴經》卷一金集 ：“己酉春日書於說劍堂”，卷五石集：“己酉書於陽春堂”，似乎成書於己酉，但此本《琴經》在卷一至卷五的書口均有“琴譜”字樣[10]。如是日本內閣藏本《太古正音琴經》當爲萬曆辛亥的合刊本。
單獨刊行的《太古正音琴經》，目前未見存世。但從文獻看，張大命的《琴經》與《琴譜》，在早期是各自獨立刊行的；合刊的始於萬曆辛亥；在合刊本中，還有一種《（民國）建陽縣誌》卷九《藝文志》子部著錄的《太古正音》八卷本，以及現存的日本內閣文庫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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