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操》一書作者權屬混亂，略有東漢桓譚、蔡邕、晉孔衍等說。《隋書》卷三二著錄：“《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又著錄佚名《琴操鈔》二卷、《琴操鈔》一卷[27]。多人、多本、續撰、鈔撰以及佚而復輯，正當是《琴操》傳本複雜的原因。
前文所述《太平御覽》跟明清載錄聶政事文獻的關係，應該暗示了《琴操》聶政文本的歷代傳承情形。比如《北堂書鈔》所鈔古本《琴操》正有可能像《書鈔》所鈔的一些書籍一樣，在後世“亡其本十蓋八九”，其中聶政一條之亡佚正當在宋明之間。其理由一是《御覽》，《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列“蔡邕《琴操》”（頁14b），書中引用一般不題作者，惟於卷九一五引《儀鳳歌》時稱蔡邕《琴操》（頁4058a），其書三次引《琴操》聶政事而文字不盡同，說明宋初亦無定本；二是宋代以後逕引《琴操》者絶少，明清書多是轉引；三是明清文獻雖曰出“琴操”卻又是《大周正樂》文；四是諸書不逕據《琴操》、《正樂》而轉鈔《御覽》；五是清代《琴操》幾種輯本實際也據《正樂》：凡此皆是古本《琴操》聶政一條宋代以後亡佚的證據。
《琴操》及其聶政事在琴曲文獻中的散佚，當與《琴操》敘事特徵有關。《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序首引《樂府解題》（約爲唐人撰）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28]就聶政條言，《琴史》卷二《樗里牧恭》條下以“聶政附”的附目形式出之，文云：“《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曲》，云聶政嘗遇仙人，教以鼓琴，琴成入韓。其事與《史記·聶政傳》大異。《史記》云刺韓相俠累，此云韓王，宜從《史》也。此曲雖載之琴家，然刺客之事非管絃所宜也。”[29]聶政代人行刺，也往往遭後人非議（此不詳述），這也影響《琴操》聶政文本的流傳。至於諸書所載聶政事又較古本《琴操》文繁事詳，又可見出歷代《琴操》聶政文本或確切地說是聶政琴曲故事存在變異。這種變異又當以《大周正樂》爲中介。
鑒於竇儼《大周正樂》在琴曲聶政故事甚至《琴操》其他較多故事傳承中的中介性，這裏討論一下其編撰情況。《玉海》卷一〇五有《後周正樂》條，引《中興書目》（南宋淳熙間陳騤等撰《中興館閣書目》）曰：“《大周正樂》八十八卷，周顯德間，中書舍人竇儼撰。儼承詔訂論歷代樂名、樂儀、樂議、樂音、樂圖、樂章、樂器、樂曲及夷樂之名甚備。按，儼末卷論敘云：‘詔編樂書，敘論譜記凡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調，新曲譜三十六卷，合前爲十二帙，象期之數。’今書八十四卷具存，曲譜惟有黃鐘大呂四卷，餘皆缺。”[30]《舊五代史》卷一一八《周世宗紀五》載，顯德五年（958），“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從儼之奏也”[31]。卷一四五《樂志下》亦載，詔令“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委儼總領其事”（頁1937）。《資治通鑒》卷二九四繫於五年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32]。
下詔時間相差三日並不影響修撰工作的開始，重要的是成書時間。學者以爲“此書編撰時間較短”，理由是舊史《樂志下》又載，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奏雅樂律準，疏稱竇儼奉詔“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參《舊五代史》，頁 1937—1938）。因此，《大周正樂》第一部分訂論歷代樂名樂儀等之敘論譜記八十四卷“成於顯德五年十二月”，而第二部分新編曲譜三十六卷“可能也有了雛形，經王朴正音，當於次年最終完成”，“全書編纂時間最多不過一年”[33]。按，《崇文總目》卷一著錄：“《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博而無次。”[34]即使在今天條件下，煌煌八十四卷訂論歷代音樂的宏博巨著也不一定在“不踰月”中完成，《樂志》僅言“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非指修撰大型樂書。所謂“調品八音”應指王朴、竇儼參定雅樂律準，參定時“粗加和會”，故其律準在宋初帶來非議。《玉海》卷七載，王朴、竇儼定律準，至宋，“太祖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帝乃令依古法，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管”，“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音和暢”（頁138a—c）。又引《會要》皇祐二年（1050）仁宗詔曰：“國初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頁139b—d）亦可知“不踰月”的工作是定律準而非撰書。(www.xing528.com)
又據《宋史》卷二六三《竇儀傳》附弟儼傳，竇儼舉晉天福六年（941）進士，世宗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宋初，就轉禮部侍郎，“祠祀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35]。又據同書卷一《太祖本紀》，太祖征澤、潞在建隆元年（960）五月至七月（頁6），則竇儼（919—960）生於後梁貞明五年。《玉堂嘉話》卷八《竇儼水論》亦言：“（儼）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36]竇儼於顯德五年底始奉詔修撰《通禮》、《正樂》，《通禮》尚是“未及編纂”而卒，則《正樂》三分之二大概不可能“不踰月”即率先完成，全書也非必年內編就。本傳所謂“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說不定《正樂》也未必殺青，至少也是“博而無次”需要修訂之書。
關於《大周正樂》的卷數，宋代《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二》均著錄一百二十卷[37]，至《中興書目》則僅有八十八卷，私家目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似未見著錄，或是“藏於史閣”所致。至元代，《宋史》於本傳稱“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乃記史事，而卷二〇二《藝文志一》著錄爲八十八卷（頁5054b），乃記存佚。至明代，《國史經籍志》卷二仍著錄一百二十二卷[38]。然其書在《中興書目》和《宋志》中僅有88卷，《玉堂嘉話》甚至稱30卷，而《國史經籍志》尚稱120卷，似乎仍然符合修撰者所謂“象期之數”（“期”指12月或12時辰之週期）。實際上後者的著錄非必可靠，《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七賜評最低：“其書叢鈔舊目，無所考核，不論存亡，率爾濫載，古來目錄，惟是書最不足憑。”（頁744c）所以《大周正樂》在明代可能已佚，至少不大可能尚存120卷，儘管其在後世的傳承情形尚待考證。就其中聶政一條言，《御覽》跟明清文獻的關係就已暗示了《正樂》的流傳，既然明清學者往往不能逕據《正樂》，而是轉據《御覽》，那麽《正樂》聶政條也當在明清散佚，或是逕據《正樂》的條件有限，抑或是輾轉鈔襲所致，尚需研究。
現在的問題是：就《琴操》聶政條的傳承言，古本《琴操》以及與之相關的《大周正樂》都可能在宋世以後佚失，而清輯《琴操》又與《正樂》相似，那麽清輯本聶政條可以作爲《琴操》本文嗎？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關鍵是我們能否把《大周正樂》的聶政故事當作《琴操》本文？
清代學者輯校《琴操》往往依據《大周正樂》，但似未見二者關係的理由說明。逯欽立先生對《琴操》與《正樂》二書力圖作嚴格區分。《將歸操》案語說：“今本乃據《大周正樂》載入敍文，未知與《琴操》原文是否相合。”《岐山操》案：“查此序文與《樂府》所引《琴操》不同，而全襲《大周正樂》之文，《大周正樂》乃唐時樂錄，不能以之代《琴操》。”（分見頁300、322）但也有學者分析《太平御覽》引《大周正樂》60則，經比對，至少卷五七八所引琴曲解題18則，“乃錄自當時《琴操》的某種傳本”，另外7則也有這種可能性，故此卷25則解題均“當出自《琴操》的某一傳本”（參楊超文）。但是，正如這位學者所引以爲據的，我們也需注意，仍然存在二者文字衹是基本一致，或《正樂》文字較詳，以及解題僅見於《正樂》的情況。儘管我們也得承認《琴操》與《正樂》之間確實存在內容和文字關聯，但在沒有全面通盤梳理之前，我們實難決斷《正樂》就一定錄自《琴操》（即使是某種傳本），因爲最關鍵的是《正樂》沒有註明其文獻來源，還有較爲重要的是，同樣的情節《御覽》不引《琴操》而據《正樂》。較爲恰當的做法應該是，儘量區分《琴操》與《正樂》以及《琴操》古本與輯本，注意《琴操》多人、多本、續撰、鈔撰、佚而復輯，以及古代琴曲文獻後先相續、古人著述轉相鈔襲等多種複雜情況。這種梳理工作需一條一條做來，聶政一條的處理就當按照這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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