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覽》將《琴操》跟《大周正樂》分別看待，其中聶政文本亦不盡相同，說明其時古本《琴操》聶政文本尚存；明清學者往往把《大周正樂》當作“琴操”、“琴曲”，說明其時“琴操”、“琴曲”的聶政事可見於《正樂》，而沒有古本《琴操》可據，或者沒有《正樂》可據而轉鈔《御覽》，甚至相互鈔襲。但是，清代卻出現兩種系列的《琴操》版本，其中聶政文本又有怎樣的情形呢？
清代兩種系列的《琴操》版本，基本上也是直接把《大周正樂》聶政事當作《琴操》原有的文本，在這點上，清輯本的做法跟明代類書《廣博物志》及清代史書《繹史》、《春秋戰國異辭》冒稱“（古）琴操”沒有本質差異。除了這種基本情況，還有一些細節需要辨正。
先看遺書本。王謨聲稱聶政一條輯自《御覽·琴部》之《大周正樂》，末註：“《御覽》。案，《御覽·劍部》引《琴操》聶政事甚略，此段全文在《琴部》，本引《大周正樂》，《繹史》亦以爲出《琴操》。”（頁19）王氏做法令人十分不解，一是其書乃輯佚，註中已提到《御覽·劍部》引《琴操》，那爲什麽不據以校勘呢？因爲彼處“妻從置櫛”的情節恰是《正樂》所無，我們前文據校古本《琴操》的其他文獻也沒有得到利用。二是稱據《御覽》，而其文字絶不是《御覽》卷五七八樂部琴類引《正樂》文本。二者雖無文意大異，但存在明顯的文字區別。一是省字，計有零星省略35字，句子省略40字；二是補字，計有3字；三是改字，計有15字；四是順序變動，《正樂》是召見、使之彈琴、援琴而鼓、納刀、行刺，王輯是召見、納刀、使之彈琴、援琴而歌、行刺。看來二者差異是不小的，差異又非校勘結果，那麽王氏輯文依據何在？
遺書本跟上述明清文獻是否有關？從文字差異看，其與《筆叢》、《琴經》、《類林》、《劍筴》、《博物》、《雜俎》、《繹史》、《異辭》均有相同處，但往往是此同彼異，此異彼同。總體上看，遺書本跟《繹史》最接近（輯本末註提到《繹史》或是原因），但仍有增改，特別是“吾嘗夢想見”一句，跟別書皆不同。我們無法找到遺書本的確切來源，也許王謨是根據其時《御覽》的一種版本，再與《繹史》比照（但無校）所致。(www.xing528.com)
再看平津本，比起遺書本來，正文反而更加接近《御覽》中的《大周正樂》，但文字差異仍有不少。劉師培《琴操補釋》校2條（頁6b），附錄《正樂》異文時又校17條（頁10b—11a），其中關於聶政殺王後毀容兩處（後一處爲母親所述），稱“犂（犁）”字《正樂》作 “離”、“著”，均是誤判，實際有效17條（偶有誤書字）。此外尚有7處未校出：“（韓）王殺之”，“變容易（身）〔聲〕”，“爲妻所（識）〔知〕”，“習（琴）〔操〕”，“（罪）〔知〕當及母”，“人莫能識（知）”，“賜金（十）〔千〕斤”。大體是對《大周正樂》的省略、改字，此外還有一些異體字，影響則不大。惟平津本作“道逢其妻〔從置櫛，對妻而笑〕”，《正樂》無後七字，“對笑”與下文“君對妾笑”相呼應，“妻從置櫛”則交待了夫妻相遇的緣由，前述《御覽》卷三四三等引《琴操》乃有此七字。
儘管平津本有出自古本《琴操》的買櫛對笑情節，但這並不等於其全文皆然，這當然是因爲其文較遺書本更加接近《御覽》引《大周正樂》。孫星衍通過《御覽》之《兵部》、《人事部》對此曲故事作了6次校勘。檢《御覽》卷三四三《兵部·劍中》、卷三六八《人事部·齒》、卷四八二《人事部·仇讎下》，均是《御覽》引《琴操》，《人事部》下齒、仇讎兩類均有《琴操》聶政事。孫校稱“置櫛”《兵部》作“買櫛”，實際並非《兵部》，而是《人事部》兩處，孫校所據《人事部》應僅限於仇讎類。還有漏舉證據者。這且不管，最重要的是，平津本文字跟《大周正樂》特別相近，孫校惟取《御覽》引《琴操》兩條來校勘，偏偏沒有依據《御覽》樂部琴類引《大周正樂》比勘，這或許暗示平津本底本讀畫本此條原來就出自《大周正樂》；再從兩者文字仍非盡同看，讀畫本也非必原據宋本《御覽》。
至於鈎沈本，其文字底本乃據平津本，惟“悲而泣”下“政”字誤作“曰”；末註校語略同遺書本，而稱《御覽》卷四七三引有《琴操》聶政事，當是誤記。由於使用孫本正文及孫、王校語，故其跟《大周正樂》的關係及校勘情況跟王、孫二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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