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城派古琴即山東古琴，是一個以發源地命名的古琴流派，而諸城之所以成爲山東古琴的發源地，這是因爲：
首先，諸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諸城地處山東東南部，春秋置邑爲“諸邑”，漢代置縣爲“東武”，隋時改名爲“諸城”，歷來有“文章府地、文獻之邦”的稱號。孔子的學生，諸城的公冶長曾在城頂山上授徒傳藝，傳播儒學。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現實主義畫作《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諸城人。文學家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他在任密州刺史期間在諸城所作的詩詞名篇。蘇軾的弟弟蘇轍就曾贊楊過諸城的好學之風，是“至今東魯遺風在，十萬人家盡讀書”[1]。可見諸城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蘊，爲山東古琴的發源地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前提條件，諸城也就不可能成爲山東古琴的發源地。
其次，諸城的文人抓住了古琴傳承的歷史機遇。據現有的資料記載，19世紀初期諸城派古琴最早的創始人是王既甫和王冷泉。兩人年齡相仿，祖籍同是諸城，但彈奏的曲子除《長門怨》外，都各不相同。王既甫彈奏的多是《桐蔭山館琴譜》上的琴曲，而王冷泉彈奏的多是《五知齋琴譜》上的琴曲。從這一點上看，兩人不是同一師承。王冷泉據說師承金陵派，但無據可查。王既甫師承虞山派，似可確信。據詹澂秋在《虞山學派山東琴學家之系統》一文的手稿中記載，王既甫的父親王式鈺在貴州做官，在一次宴飲中認識了一位虞山派的琴人，遂令其子王既甫拜師學藝。詹澂秋的原文是：
琅琊（諸城的別稱）王先生名式鈺東武舊族，仕於貴州。廣交遊，招名士宴飲以時，客有善琴者，自秘其名，妙指希聲，冠絕一世。王公詢知爲虞山學派，遂安車蒲輪延請署中，命其子普常字既甫執弟子禮，朝夕請益，三載而琴學以成。既甫繼承庭訓，而以琴學世其家。今譽聞於鄰封，師事者較眾。[2]
這個歷史故事看起來是個偶然的事件，但正是諸城的文人在這個偶然事件中，抓住了古琴傳承的歷史機遇，從而把它變成了近代山東古琴發源地的必然結果。
諸城派古琴在其形成和發展初期，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被稱爲“諸城三王”或“琅琊三王”的王冷泉、王心源和王心葵。他們都是同一姓氏的山東諸城人。(www.xing528.com)
王冷泉（王雩門，1793—1877），山東諸城王璊村人，師承金陵派，擅長掄指，奏曲連貫性很強，輯有《琴譜正律》一部，是諸城派古琴的創始人之一。
王心源（王作禎，1842—1921），家住山東諸城城裏後門街，王既甫之子，自幼跟隨其父學琴，指法嚴謹，繼承和發展了虞山琴派的傳統，奠定了諸城派風格的基礎。
王心葵（王露，1878—1921），家住山東諸城城裏西史巷，師承王心源，15歲學琴，並擅長琵琶。1906年3月到日本留學，先後在“東洋音樂學校”和“東京音樂學校”學習。1909年回濟南組織“音樂傳習會”。1915年在濟南大明湖畔創辦“德音琴社”[3]。1919年經章太炎推薦，受蔡元培校長聘請，到北京大學擔任“古樂導師”，教授古琴和琵琶[4]。輯有《玉鶴軒琴譜》8卷和《玉鶴軒琵琶譜》。他學貫中西，綜合繼承了虞山派和金陵派的風格特點，成爲諸城派古琴的集大成者和一代宗師。傳授了詹澂秋[5]、李華萱、張友鶴、楊心如、章鐵民、康白清等許多學生，桃李遍及全國。
上世紀80年代，在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本《龍吟館琴譜》[6]。此譜署有：“大清嘉慶己未（1799）冬月歷城毛式郇拜稿”的字樣，是由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抗日戰爭期間帶去荷蘭的。經琴人謝孝苹對照研究，發現諸城派的《梅庵琴譜》所收14首琴曲中的《平沙落雁》、《長門怨》等8首，與《龍吟館琴譜》所載的這8首琴曲基本相同。所不同的衹是《梅庵琴譜》把《秋閨怨》改名爲《秋夜長》，把《春閨怨》改名爲《玉樓春曉》。可見《龍吟館琴譜》是《梅庵琴譜》的祖譜。琴人戴曉蓮進一步研究後認爲，《龍吟館琴譜》原譜產生於明末清初，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的琴譜由無錫琴僧嶽蓮在康熙年間鈔成，後爲濟南歷城毛式郇所藏，最後由高羅佩帶到荷蘭。而《梅庵琴譜》的前身《龍吟館琴譜》，則是通過另一個管道保存下來的，與《龍吟館琴譜》實屬同一譜源。據研究，諸城派的其他琴譜，如《桐蔭山館琴譜》、《琴譜正律》、《玉鶴軒琴譜》，多有與《龍吟館琴譜》相同的琴曲。這種情況表明，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係。
《龍吟館琴譜》的發現，爲研究諸城派古琴的師承淵源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但迄今爲止還不能證明無錫琴僧岳蓮，與濟南歷城的毛式郇、諸城的王既甫和王冷泉之間存在著師承關係。現在的結論，衹能是《龍吟館琴譜》與《梅庵琴譜》等諸城派的琴譜之間，的確存在著淵源關係。但王既甫和王冷泉與岳蓮和毛式郇之間，並無師生關係，因而不能把岳蓮和毛式郇看作是諸城派古琴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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