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重要的幾部目錄書籍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文獻通考》、《直齋藏書志》、《郡齋讀書志》分別代表官方、史志、私人不同性質的目錄形式，這些書籍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以家法、儒學六藝爲核心思想的《漢書·藝文志》；二、以個人撰述爲記載主體的《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文獻通考》、《直齋藏書志》、《郡齋讀書志》、《崇文總目》等。其中，《漢書·藝文志》所收錄的琴書的編輯內容與其他目錄均不同。其體例蓋維持以儒學六藝爲主軸的編纂方式，故其所收琴書要求的是不可“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要以“風諭眾庶”[9]的儒家禮樂並行思想，即所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10]者，因而衹收錄了《樂記》、《王禹記》、《雅歌詩》、《雅琴趙氏》、《雅琴師氏》、《雅琴龍氏》六部著作。其中《樂記》、《王禹記》校正當時雅樂但識“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之弊；而《雅琴趙氏》、《雅琴師氏》、《雅琴龍氏》繁多的卷帙反映的是家法的系統與傳承，亦即“其稱爲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及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後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爲某氏之學”[11]。其內容則如《雅琴龍氏》所著“諸琴雜事”，與後世琴書中的樂書性質相近，主要承載的則是春秋之前的“六藝”，亦即儒家思想核心的“六經”體系。[12]
《隋志》所收錄的琴書是目前史志目錄中最早被完整著錄的書籍，一共收琴書八部十四卷。這些書籍是在《漢志》以六藝的儒學爲主軸的家法系統後，首度以收錄個人著作的方式，將隋代的藏書舊錄與唐秘書監所整理的隋代遺書集合在一起，基本上反應了隋代現實藏書和梁代以前圖書流通的情況[13]。《隋志》琴書的延續也代表了琴學系統的傳承，然而除《琴操》系統的琴書之外[14]，《隋志》所著錄的琴書衹有《琴曆頭簿》一卷在兩《唐志》上有存續，其餘如《戴氏琴譜》、《琴經》、《琴說》、《新雜漆調絃譜》在後來的兩《唐志》與《宋志》中均已散佚。
兩《唐志》基本上反映出唐代著錄的流傳現象，《舊唐志》以徵集了唐開元時皇室各藏書樓機構及民間圖書所編纂的《古今書錄》爲底本，擴展《隋志》收錄的範圍。比較《隋志》與兩唐志所收琴書的差異，可以發現反應兩漢家學的《戴氏琴譜》在唐代失傳，取而代之的是陳懷、趙耶利、蕭祜、陳拙、呂渭、李良輔、李約、陳康士等個人琴譜的出現，且大都爲唐人自撰之琴譜，其中趙耶利的《琴手勢譜》顯然已經將操琴的“技巧”做爲著錄的主體，不再如兩漢之前以六藝爲核心的儒家禮樂系統。
以上現象反映出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琴文化大幅度的改變。審視這個時代，胡人大舉南下帶來胡系的樂器與音樂，在優勢的政治文化下，胡樂一時蔚爲流行，而士大夫的風習也有巨大的轉變，《顏氏家訓·教子》記載：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15](www.xing528.com)
“頗曉書疏”的士族子，其所操弄的樂器已經由琴轉變成爲琵琶，在這個社會性質急遽變化的時代，士人與琴文化在此歷史變遷間，也產生性質上的變化。
禮樂類書籍的改變亦可反映傳統儒家的“禮樂”文化的改變。由《漢志》到《宋志》，禮類書籍在史部目錄的逐漸下降，而強調個人對於音樂闡述的樂類書籍，自《新唐志》開始大量增加，禮類書籍的比例逐漸降低，使得琴書的數量逐漸與禮類書籍的總量與比例相等，均顯示出傳統禮樂文化在歷史發展中的演變。[16]見下表：
耿慧玲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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