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娱乐活动是古今中外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文化现象。休闲与娱乐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很难有明确的界限。
有西方学者如斯普顿和考恩斯对毛利文化、艾伦和约翰逊对澳大利亚居民和南非土著部落的研究证实，每天用于满足这些原始社会居民的简单生活的物质需要的生产时间常常只需几个小时就够了，而专门用于休闲的时间并不比现代社会居民少，更不用说在这些前工业社会里劳动和休闲往往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是被朴素地混为一体。
原始社会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表现为：欢呼雀跃、歌唱和舞蹈、于岩壁上绘画、在陶器上刻虫鱼鸟兽等。事实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从来就有追求这种自由轻松愉悦生活状态的强烈愿望，也通过他们几千年不间断的休闲实践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休闲文化。中国古代的休闲行为或表现为皇家的狩猎、行宫、园林避暑消闲，或表现为游赏山水、寺庙、园林；或放松于市场、茶馆、酒楼、戏院、赌场、妓院之间，或隐居泉林、闭门读书、习字作画、下棋弹琴、玩赏古玩珍宝，或宴集宅第，吟诗作赋，或参加放风筝、打马球、滑冰、赛马、斗蟋蟀等民间游艺竞技体育活动。总之，中国人的休闲行为体现了休闲的精神感受，也从中寻找和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快乐。[6]
中国的休闲娱乐与外国相似，有着漫长的休闲娱乐发展史，休闲活动普遍存在于从贵族、商人、文人到最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各阶层，而且每个时代的休闲活动有着不同的特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休闲文化进入了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尤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休闲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等特点。由此而带来的休闲娱乐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表明，休闲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同时代的哲人、思想家对休闲都充满赞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休闲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近代德国学者马克思指出：人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就等于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换言之，有闲暇时间，个人便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率。中国古代先贤以为，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赞誉“体静心闲”。[7]
从古至今，休闲作为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形态始终贯穿于主流文化，并且以直接、亲切、自由、富于情趣、人性化的力量渗透在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
这样的理解还可以在字义学的解释中获得依据。
比如“休”字，从字的结构构成看，“人倚木而休”。造此字时，中国人的祖先就为“休”字孕育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理念。再比如，“闲”字，古体字“閒”中有一个“月亮”，隐喻“闲庭赏月”的诗情画意，孕育着人的纯洁与生活美好之意，由此衍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在《康熙字典》中，“休”与“闲”还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休”字有“吉庆、欢乐、美善、福禄”的意思。《诗·小雅·菁菁者莪》篇上写道：“既见君子，我心则休”；郑玄笺曰：“休者，休休然”；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上》记述：“我心则休”；唐李峤《晚秋喜雨》诗云：“九农欢岁阜，万宇庆时休”。“休”在“人倚木而休”中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一种生活态度。
“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庄子·大宗师》写道：“其心闲而无事”；《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记载：“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李善注引王逸《楚辞》注：“闲，静也”、“闲，雅也，指品质”。由此可看出，古代中国人对“闲”的理解，不仅是余暇、消遣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心态、心境、品性。
显而易见，“休”与“闲”蕴含着三层关系：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是不能随意造次于大自然的，敬畏自然是人类天经地义的事。在古代，中国人往往将“天地”称为“上苍”，并作为心中的“神”来对待。因为“大地”播撒五谷、善待六畜，让人们丰衣足食；“天穹”则赐予阳光雨露、四季轮回，自然美景可以滋养人性、陶冶性情。
其次，人与人的关系。一般而言，人们都有追求“吉庆、欢乐、美善、福禄”的目标与愿望。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与愿望，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心性的真诚、澄明、纯洁，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与法度、规则与约束。因此，“闲”可造就人的品质，达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是中国古老文化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第三，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即：身心、动静、脑体、忙闲；也隐喻着人们对快乐生活的追求，对物质生产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的关注。当处于心闲、致远、无为的状态时，作为个体的人才能有感知快乐、融洽万事万物的能力，因而才能“成为人”。休闲引导的“三种关系”还可以在儒家、老庄思想中得到体现。
儒家思想中重视“礼治天下、建立仁政”，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游憩”很重要，并体现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在儒家看来，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是人生的最高审美活动。
老子强调“静观玄览”，以此达道，突出人的自省与内敛的色彩，重视个人的悟性。“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道是从”，以“中”为度，以“平”为期，实现人体内部环境与人体外部环境的协调与和谐，并由此洞见和构建人性之美。(www.xing528.com)
庄子通过“心斋”和“坐忘”，追求内心冥寂、与时而动、与物而化、无所不适。“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因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游”和“观天地之大美”，成为了中国文化智慧的最高境界。
可见，“文化靠休闲滋养，休闲育文化品质”，这是休闲与文化相互依赖关系的历史见证。
休闲作为文化的基础确有史学的依据。我们常常透过四书五经，看到古代先贤在自然哲学、人格修养、审美情趣、文学艺术、养生延年中那种潇洒、悠然的状态。无数诗词歌赋传递着人生理想、品性美德，都源自休闲智慧，也恰恰由于诗人们充分地享受到了休闲智慧，才可能留下传世的诗文。总之，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
以下以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休闲方式为例，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的精神境界。
号称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在《饮酒》诗中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而，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从中可见五柳先生在隐居生活中体味劳动之余，借无车马喧嚣之际，心驰神往、极尽天边、悠然淡泊的人生态度。
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在《临皋闲题》中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诗句，此般气魄与境界，其心怎不自在逍遥呢？苏东坡在写此短句时，恰遭政敌陷害，逮捕下狱，后被营救，被贬谪到黄州。面对政坛凶险风云，他不仅临危不惧，而且挥毫写下：“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因“闲”苏东坡进入一种超乎寻常之境界——悠然深处，是他海纳百川的胸襟，是苍山翠柏的意志。
中国人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方面的艺术创造更是与休闲密不可分。琴：文人雅士以琴扶心，并在其中陶冶性情，培养了对美的欣赏情趣。棋：人的智慧的结晶，民间常常“以棋观人之品”。书：文如其人，字为其人。因此有“人品不高，用墨无法”的说法。画：“神韵俱在，形则在自然之间，只有物我浑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神形得兼。”诗、词、歌、赋常常用来写景叙事抒情，具有相当高的欣赏价值。诗言志，诗为心声；以文会友，用诗传情。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贤哲志士，留下壮美诗篇，千古传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吟唱是宁静致远、飘洒闲逸生活的写照，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一代豪杰不畏权贵、大义凛然的人格力量。
这是将休闲与文化结合得最完美的典范之一。
从生活实践的层面讲，休闲的存在，尤其对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语》中有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认为，拥有日月山河，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皆朋之友之诉之求之，随时随地与它们说话，和它们逗趣。这些思想都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也势必引导人们去过一种少向大自然索取的简单生活。我们的祖先懂得“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的道理，享受简单生活，不仅可以抑制人的无限贪婪的欲望，摆脱物对人的奴役，而且还能让人腾出时间来品味自然与生活中的乐趣。因为简单，让生命和谐，让人性平实，让心灵欢快与自由。
懂得休闲是人生的智慧，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是促进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平衡器，是人类创造永不枯竭的源泉。不是吗？动听的乐章间常有几个休止符，它让行云流水的过程有了起伏和节律，并因此可以期待下一个激荡人心的乐章的到来。安排一段留白，才能激发创造的灵感与想象空间。人们不仅可以休息和娱乐，也可以发展智力，调动自己的兴趣，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获得思想的自由。
毫无疑问，聪明地用“闲”是改善人的身心、构筑生活方式最有效的方法。良好的休闲状态，需要良好文化的滋养与孕育；良好的文化给休闲生活以自由、快乐与创造。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人类没有休闲，就不会有幸福的生活”。
在西方，休闲与文化的关系同样得到完美的体现。自古希腊时代起，休闲便成为创造美好世界和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历史表明：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没有欧洲现存的文化；没有文艺复兴，就不会造就出大批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科学家等。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留下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浪漫主义的诗作、贝多芬的交响乐、安徒生的童话、诺贝尔和诺贝尔奖、永远微笑的蒙娜丽莎、不朽的哥特式建筑、称誉于世的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等等。上述每一项创造都放射出人性的光辉，而所有这些创造都与人们的休闲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深刻地指出：休闲是人类文化的基础，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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