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文化学的发展

前面已介绍，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等在其所著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旅游文化的概念。^[8]照他们的观点，旅游文化实际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该书从旅游发展史、旅游文化、旅游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各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旅游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此之前，并没有旅游文化学定义产生。旅游学基础理论的缺失要归咎于国外旅游研究高度分散性与独立性——国外学者大多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定不同的研究课题，相互之间缺乏联系，而且研究途径和方法也极少有相互关联的地方，研究者常常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对旅游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从事研究工作。这种分散独立情况的存在，使旅游研究陷入了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造成旅游学术中重要概念和基本原理长期形成不了一个可被普遍接受的定论，从而严重阻碍了旅游研究的发展和学科的形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限的旅游学术团体以及学术性研讨会对改善这种缺乏协调合作的状况尚无明显效果。基于此研究现状，国外旅游文化学与旅游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旅游文化一直作为旅游学科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尚未形成独立的成熟学科分支。

朝圣、游乐等性质的旅行历史极其悠久，大量的文献可见诸于古代希腊、罗马、阿拉伯等的记载。尤其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年代，这方面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到产业革命前后，英国和欧洲有许多关于中古时代的旅行、游憩地、矿泉温泉疗养以及大游学（Grand Tour^[9]）情况的描述和论文发表。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历史角度作一般的或专题的考察。从旅游学科的观点来说，这些对产业革命时期旅行、游乐和朝圣现象的研究还算不上近代意义上的旅游研究。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近代旅游的兴起，英国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开始对旅游业作为新兴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10]在北美，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学者就旅游客流问题以及从地理学角度考察旅游现象。

真正意义上的国外旅游研究产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迄今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首先发生于当时的重要旅游接待地——意大利。^[11]之后，旅游学研究经历了早期的认知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过渡时期（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和近期的大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参战各国急于利用发展旅游业恢复经济，因而旅游研究侧重于经济研究领域。1927年，罗马大学讲师马里奥蒂出版了以《旅游经济讲义》为书名的旅游专著，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证。他从旅游活动的形态、结构和活动要素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一种社会现象。1928年，马里奥蒂出版了该书的续编，并且在1940年出版了修订本，最终完成了该书的理论体系。稍后，德国柏林大学的葛留克斯曼、鲍尔曼、亨泽克尔和克拉夫等在早期和中期为旅游研究发展作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不少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成果。在发表了多篇论文阐述旅游学观点之后，葛留克斯曼于1935年出版了《旅游总论》一书，系统论证了旅游活动的发生、基础、性质和社会影响。在书中，他把旅游活动的概念定义为“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与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此外，葛留克斯曼在运用不同方法考察旅游现象的基础上得出了与马里奥蒂完全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研究旅游现象是研究旅游活动的基础、发生的原因、运行的手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其范围非常广泛，需要从不同学科去研究，而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然而，葛留克斯曼的观点受到了德国学者鲍尔曼的批评，后者认为，葛留克斯曼的《旅游总论》缺乏方法论，并且认为将与之相关的学科都放进旅游学中去研究必将把对旅游现象的研究过分宽泛化，更不同意将心理学引入旅游的研究。

旅游活动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导致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内偏重于旅游经济研究，极大地限制了旅游研究向纵深层次发展的可能，也束缚了旅游文化学科领域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对旅游研究造成了巨大影响，参战各国的旅游研究都已停止，因此一些中立国如瑞士成为战时旅游研究的中心，出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1942年，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亨泽克尔教授和伯尔尼大学的克拉夫教授发表了名为《旅游总论概要》的专著，两位作者都认为：旅游现象本质是具有众多相互作用要素和方面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与国民、保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社会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亨泽克尔和克拉夫提出了旅游现象的多方位、多层面结构的思想，认为需要通过多学科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还得出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的结论，而认为更接近于社会学的范畴，并且进一步论断了旅游经济不应该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他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葛留克斯曼的理论。

二次大战结束后，旅游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功能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些过去的殖民地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旅游”成为了“发展”的同义词。战后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北美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这一现代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譬如，1953年，北美学者亚历山大对旅游给接待地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1954年，北美学者法博尔基于北美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旅游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学方法进行了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众旅游的出现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问题，直接推动旅游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旅游学领域的综合学科研究趋势更加明显，与以往不同，此时旅游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社会影响成为国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在此背景下“旅游影响（或旅游效应）研究”诞生了。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成为主要研究手段，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研究成为新的研究动向。在经济学领域，北美学者布莱登和法博尔等讨论了旅游经济的“乘数效应”和“漏损”的存在以及因大量游客涌入接待地引起的物价上涨等问题造成预期经济利益落空的现象等。与此同时，游客超容量增加对接待地社会造成的结构压力也引起了学者对其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兴趣。一些研究者就旅游活动中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给接待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环境与生态学科视角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建议。此外，城市旅游的兴起也直接激发了相关研究的产生，进一步丰富了旅游文化研究内涵，其代表人物有北美学者斯坦菲尔德，他于1964年出版了专著《美国娱乐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旅游业给接待地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恶化，一些北美学者如D.纳什、L特纳、J.阿什和德卡特等对旅游业的畸形发展提出了质疑和尖锐的批评。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负面影响逐渐替代经济贡献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因而“旅游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并逐渐形成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和旅游环境与生态三大研究领域。其中，接待的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传统文化衰退问题、“伪民俗文化”问题、旅游者的“示范效应”对接待地居民的价值取向问题以及道德观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新课题。在此基础上，旅游影响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1977年由北美学者史密斯主编的《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正式提出了“旅游人类学”这一新概念，该书后来被《旅游研究年鉴》誉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旅游研究的方法问题受到了普遍重视，研究方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直接提升了旅游研究的质量，也进一步强化了旅游文化研究成果的应用性，研究体系更加完善，学科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旅游研究多趋于旅游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较少，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如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厄里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凝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凝视”（tourist gaze）这一新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旅游研究领域，关于旅游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研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旅游在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中的作用也投射到学术领域，进而产业空间分布、休闲研究和游憩研究逐渐引起重视。一些学者发现，在不发达国家和边远地区的旅游发展过程中，会大量地自发产生各种小商贩从事为游客提供服务的饮食或者纪念品销售活动，这些小商贩因分散经营缺乏组织而经常处于当地有关部分的有效管理之外。有些学者研究了这个现象，并将之与有关部门有效管理下的旅游服务行业加以区别，称前者为“非正式部门”，后者为“正式部门”；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发现非正式部门具有“开放性结构”的特征，如果协调得好可以比正式部门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正式部门大都处于首都、大都市、经济中心或一些度假地，而非正式部门的范围则更为宽广。然而，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空间分布呈现相互重叠状态，这种空间分布格局与游客的分布有关。北美学者S.欧伯曼在1993年的研究中发现，在正式部门中的主要是国外游客，在非正式部门中的主要是国内游客，而重叠部分则有少数国外漫游者和国内的高收入游客。

休闲旅游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进入90年代之后，休闲旅游研究在与以往相比更加成熟，其相关研究新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旅游研究内容。例如，纳什和史密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将旅游者当做需要休闲、为摆脱一些社会约束而远游的人来研究。他们认为，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和方式，而且正在休闲着的人就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暂时脱离传统文化义务的约束，不受世俗礼仪的支配，投身到一种新的文化关系中去。这种由旅游者主导而引发出来的关系构成了旅游活动内涵的主要部分。1992年，澳洲学者A·J·维尔在其编写的《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实用指南》一书中从休闲研究入手，系统介绍了旅游定性分析方法。该书对研究计划的制订、资料收集、调查方法、研究报告的准备和撰写哪些部分都作了详尽的介绍，是一本极佳的旅游研究工具书。^[1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旅游研究开始向国外许多名牌大学进行渗透，除了康奈尔等具有旅游研究传统的学府之外，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均不同程度涉猎与旅游文化相关的课题研究。

此外，在这一时期，国外旅游学研究也暴露出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旅游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关于发达国家游客在发展中国家旅游接待地所引起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频频见诸学术文章，如一些学者^[13]在对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现状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国际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数量比例相差悬殊，大致在1∶15到1∶40之间，由此他们推论到，占旅游者队伍中大多数的国内旅游者才是对当地人或少数民族造成影响的行为施加者，进而他们否认了将旅游看作另类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现象。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与此相对应的发达国家之间类似的问题。同时，由于学科综合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方才兴起，国外旅游研究中某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普遍高于综合研究水平。

总体来说，一个半世纪以来，国外旅游学研究走过了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学科研究成果卓著，对中国旅游文化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