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学：揭示旅游主体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这一术语出自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引入这一概念。“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在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礼教习俗下对一个人或群体的身份认同，或指个人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其内容包括：地域区位、民族性格、宗教信仰、语言、国籍、种族划分、文化符号、生活方式等。

对“文化身份”概念的界定在西方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较民族身份更为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做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做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的概念看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1]有此而得，①“文化身份”是对与生俱有的“文化特征”的认同。②“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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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生俱有的“文化特征”的认同主要是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而文化建构只有在不脱离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才可以称之为“本民族的文化建构”。也就是说，“文化身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工程”，还在不断地正在建构和发展。简言之，“文化身份”是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与他族群、他民族、他个体相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当一个人作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中国人”，或“我是上海人”，他不仅是从地域来限定自己以此区别于外国人、外地人，他还从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与其他人、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区分开来。

“文化身份”主要特质的外观是民族性格。形成旅游主体固有的民族性格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①地域环境。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受制于生产方式。长期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独特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中国为例，周边的地理环境和内陆条件使中国成为相对封闭的内陆。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岸，东濒浩瀚的太平洋，西接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北临寒冷的西伯利亚，西南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种封闭的地理位置阻碍了早期华夏民族与海外世界的沟通。同时，由于中国的土地广袤富饶，使得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是稳定性强、温和、静态的农耕文明，而不是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出行和远游，因此缺乏向海洋挑战的冒险精神，形成了内向的、静态的思维定势，使得中华民族的性格变得保守、内敛而平和，乐土重迁，没有向外的扩张性。②不同社会文化活动背景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S·南达认为：“人格以无意识的文化模式的途径而隐约形成”，“人格的形成是适应于一种文化系统的基本生存模式需要的结果”。^[2]意思是说，人类在改造和征服自然过程中产生的生存模式是文化产生的基础，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由儒家、道家和佛教组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就是中国主体文化思想的表现。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对任何事情不偏不倚保持中和平衡，在行为方式上要讲究中规中矩，在此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安静平和、含蓄内向、安分保守的性格。所以，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形成各民族的多样性性格。又比如，德国民族严谨而守时；法国民族浪漫而幽默；奥地利民族热情开朗，爱好户外运动和音乐；瑞士民族吃苦耐劳，富有牺牲精神；英国民族严守传统，保守内敛；美国民族人格独立而现实等。

在跨文化交流中，民族性格凸显无疑，“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一种外国文化并在其中变得不自在的时候，他才会确实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3]由于旅游活动是特殊的跨文化交流，旅游主体与旅游目的地文化的接触可以产生文化震惊，其结果将导致文化的冲突、理解或涵化。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在旅游中，异质文化的差异性给旅游主体带来心理上的无助、恐惧、烦躁、紧张等症状，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旅游主体的受教育程度、性格、社会地位、身体状况等因素密切有关。如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观看泰国人妖表演时会产生难以理解的好奇心，当游客了解了人妖后会惊奇感叹。另一方面，旅游主体在异域跨文化交流中要避免文化中心主义，正如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所指出：“我是西方人，与西方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衰颓。……近三百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造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歪曲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4]在旅游跨文化交流中，来自弱势文化的旅游主体以自卑心态面对旅游目的地的强势文化，表现出盲目崇拜而产生对自己固有文化的怀疑与否定。强势文化旅游主体以居高临下的心态俯视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价值和传统文化，以藐视的态度横加挑剔和妄加评论，很容易导致文化冲突。为避免文化冲突的出现，在旅游跨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要以文化的多元化思维面对异质文化的差异性；另一方面要避免旅游主体在旅游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另一文化的曲解，旅游主体应加深对旅游东道主文化价值的理解和学习。不过，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和解读异域文化，那么误读便在所难免；尽管误读也是一种理解，但不可超越一定的限度。

所以，旅游跨文化交流中既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又要理解和包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身份，尽量避免盲目崇拜或文化中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旅游跨文化交流中的摩擦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