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旅游：东、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人类在结束了采猎和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然而在他们的无意识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永恒的迁徙也即永无定所的情结。据心理学研究，长期处于单一生活环境中的人们迫切向往需要的复杂性，即那种充满不可预见性、新奇性、变化性和漂泊性的生活；而当经常处于复杂生活环境中之后，人们又希望回到需要的单一性，即那种以平衡、和谐、相同、没有冲突和可以预料为特征的稳定生活。也就是说，人是在单一性需要和复杂性需要之间飘逸的，人始终在追求单一性需要和复杂性需要的一种平衡。

在古希腊的早期，人们曾盛行乘坐小船作短程航行；到了后来，人们认为旅行要比正常生活更有兴趣，于是便修造大船去远航，寻求金羊毛的故事由此而生。在离希腊很远的黑海岸边，有个地方叫科尔喀斯（Colchis），传说那里有一件稀世之宝——金羊毛。多少英雄和王子为了得到它而踏上了艰险的旅程，但均无成功，很多人甚至连宝物的影子都没看到，就倒在征途中而夭折了。后来，篡夺了王位的伊阿宋王子的叔父故意给伊阿宋（Easun）出了一道难题，说：“贤侄，如果你能把金羊毛取回来，那我甘心为此献出神圣的王位。”这显然是一次包含阴谋的“寻求光荣”的历险。但英雄伊阿宋王子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在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帮助下，希腊最优秀的船匠阿耳戈（Argonaut）为伊阿宋王子及其水手们造了一艘大船，取造船者的名字命名为“阿耳戈”号，意即“轻快的船”。它可以容纳50名桨手，据说这是希腊人驶向大海的第一艘大船。

这是一次自愿的冒险旅行，希腊英雄们在寻求金羊毛的途中如同《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一样，历尽了千难万险，但也遇到许多新人新事，进行了有益的文化交流。之后，古希腊哲人如泰勒斯（公元前624～公元前547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公元前497年）、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等均游历过埃及和意大利等地；哲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曾造访过小亚细亚。他们与东方的游历和交流大大促进了古希腊的学术繁荣。譬如，泰勒斯曾得之于埃及发达的几何知识的启发和丰富而发展了古希腊人的演绎式几何学；毕达哥拉斯游历到意大利，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埃及的数学知识和巴比伦的天文知识，丰富而发展了古希腊人的数学。柏拉图因老师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被判刑而避难海外，游历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等地，这次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哲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声学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在游历和游学上更胜一筹，他的博学和学术思想使他成为了后来两千多年来西方所推崇的圣人。

同样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圣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不得不离开他的父母之邦——鲁国。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孔子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开始了为期十余年周游列国的生涯。春秋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方诸侯国的政治社会每况愈下，也有少数被治理得较好的地方，如卫国。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的稳定政局、殷阜民物以及太平景象吸引住了，就此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王国和地区，拜见过大小封君七十余人，与各种人等进行过广泛交流。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解惑不息。孔子的游历使他对人与社会的认识得到了高度升华。回到鲁国后，他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等顾问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教书育人上。

这又是一次自愿的冒险旅行，与古希腊人寻求金羊毛的故事有殊途同归之处，但不同的是：孔子周游列国并非为了夺回王位或寻找财富，而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www.xing528.com)

中国历史上另一次著名的自愿的冒险旅行发生在唐代。佛教学者、旅行家、翻译家唐高僧玄奘（602～664年）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的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研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最终抵达天竺。他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天竺。他游历17年后回到长安，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75部，共1335卷，大大丰富了祖国古代文化，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典籍。

印度泰姬陵

在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认知可以追溯到周穆王的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这种交往和认知。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来到中国的西方的商人和学者来到大唐，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也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与肤浅的层面上。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13世纪中叶，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年）跟随父亲和叔叔离开威尼斯，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终于在1265年到达蒙古帝国的上都（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四川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将他的旅行经历口述给友人鲁斯蒂谦，后者写出了《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闻见录》），记述了前者在东方最富庶的国家——中国的见闻。

马可·波罗的游历及其游记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激起了他们对东方的热烈向往，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英国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1889～1973年）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