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学：迁徙和移民的文化旅行模式

当一个人初次到另一个文化圈里去，不论是迁徙还是移民还是其他旅行形式，都会带来两种文化的接触，进而碰到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文化旅行中既是古远又是现代的模式——迁徙和移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旅行者、迁徙者和移民常常把自己一方的文化，甚至自身的偏见带到别处去，而人总是通过投影于文化和旅行之中来认识自己，解读他者。

以中国历史上的迁都为例，迁徙与文化间的互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迁都”是人类的一种迁徙活动。从遥远的夏朝到近代的中华民国，“迁都”这个词屡屡见诸中国的史书。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为自然原因，有的是为政治需要，有的则是为躲避外敌入侵。但无论怎样，迁都都会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对一个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以最早成形的文字（金文和甲骨文）以及具有规模的都城而言，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殷商时代。这个时代在青铜冶炼技术上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此外它还是华夏文明急剧向四周扩张的时代。洪水的威胁和王室的内乱常使商王朝的都城缺乏安全感。于是，公元前13世纪，盘庚将首都迁到了黄河北岸的殷，为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商朝取得灿烂的文明成就创造了先决条件。公元前771年，华夏西部的游牧民族攻破了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迫使周平王将都城从渭水流域的镐京迁到了黄河南岸的洛邑。这次迁都宣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的来临，也意味着周王朝偏重于西部的政治重心向东部转移，东方的强大诸侯国相继崛起，对以后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春秋时代的文化交流和整合产生了中国史上最早的三大圣人：孔子、老子和孙子。众所周知，秦国在商鞅的坚持下，将国都由偏居西方的栎阳迁到了渭水下游的咸阳，使秦国的势力向东大步推进。政治中心的东移，西部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也使秦国真正成为了与中原诸侯国对等的政治文化大国，对秦始皇后来的统一大业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公元316年，匈奴大军攻破西晋的都城长安，西晋王朝宣告灭亡。次年，晋室遗族在江南的建康（今南京）定都，将中断的晋王朝延续起来，史称“东晋”。这次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意义重大：①它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正统王朝”的政治中心^[9]；②伴随南迁而来的还有巨大的移民潮——大批北方有知识的人士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者南下，加速了南北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整合，使长期落后的江南地区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同时拉开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序幕。南北朝时期，在经历了十六国时代的混乱之后，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不过，孝文帝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他深知：北魏政权要想真正完成对黄河流域的全面征服，还需要积极地融入汉文化的熔炉之中。于是，他决定将都城从偏僻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搬迁到了黄河流域腹地的洛阳。伴随此次迁都，鲜卑人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汉化运动，在迁都之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鲜卑贵族阶层就基本完成了汉化，实现了融入中华民族的目标。北朝由此结束了在中原汉人心目中“胡虏”的形象。13世纪，蒙古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忽必烈在成为蒙古大汗之后，便开始以卓越的政治眼光来对蒙古原有的基于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军事国家的体制进行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仿效汉族建立封建化的王朝——元朝，并且将蒙古的都城从草原上的和林迁到了大都（今北京）。从元朝的建立和定都大都开始，蒙古政权逐渐实现了中原化，加快了汉化的进程。1403年，持续了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明王朝的内战中，朱棣最终夺取了皇位，从而开启了明成祖的新时代。在朱棣统治期间，明朝最为重大的政治举措就是迁都北京。纵观中国历史，迁都的大体方向都是由西向东，由北朝南，而像朱棣这样由南而北迁都的实属罕见。为了这次迁都，朱棣下旨修建规模宏大的紫禁城，这一皇家宫殿群从此成为以后明清两朝的宫廷禁苑，而北京也因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时至今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日战争爆发。就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优势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值，因此中国在战争初期无法阻挡日本的强大攻势，首都南京的沦陷在所难免。考虑到这一点，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一次规模浩大的迁都行动。这次迁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汉失陷以后，又西迁重庆。迁都使中国在首都南京失陷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保持政府的完整性，并得以保持对日本的抵抗态势；另一方面，迁都还带来了中国东西南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整合。仅以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例，落后的西南地区在此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以及科技文化人才，建设起一大批军工企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个文化交流和整合现象，即大一统观念以及围绕汉文化的各文化融合的趋势始终存在于中华大地上。(www.xing528.com)

再来看看历史上西方人的一些移民活动。

罗马人从公元1世纪初征服以色列，公元70年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迫使许多犹太人从故乡外逃到地中海周围的地区，乃至中欧各地区。以后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处于基督教国家里的社会边缘上，被看做是“耶稣基督的谋害者”（如犹大），或被看成魔法师或自私吝啬的高利贷者（如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在基督教重新统治西班牙（1492年）以后，那里的犹太人被要求改信基督教，否则将被驱逐出境。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犹太人的遭遇也一样，要么遭到迫害，要么遭到歧视，如被限定在集聚区（ghetto）居住，这种境况一直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杀戮。欧洲历史上，除犹太人因宗教原因而移民或因政治迫害而迁徙外，还有其他民族的移民浪潮，如17世纪意大利的华登西安派（Waldensians）新教徒和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新教徒的宗教移民、17世纪英国清教派新教徒的宗教移民等。17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实行天主教大一统政策，法兰西人迁移到德国各邦、荷兰和英格兰；他们和犹太人一样，对这些国家新兴起的制造业起了推动的作用。法国胡格诺派的知识分子分布西欧各大城市，促进了“法兰西”文化的影响，因而“法兰西”文化被看成是古典文化的继续，得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地位。^[10]1620年9月，一批流亡在荷兰的英国清教徒为逃避本国政府的宗教迫害携妻带眷，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并在船上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该公约奠定了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真正掀开英国移民大潮的事件是1630年由温斯罗普（1588～1649年）率领的清教移民前往新大陆并成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些人成为未来150年后美国大多数人民的祖先。在陆续前往新英格兰地区的约两万名英国清教徒中，移民的动机大多出于宗教原因，他们是具有反叛传统基督教教义的异教徒，在美洲形成了最早的新教思想之基础。当然，也有人是抱着创业的目的，自愿放弃了值得留恋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远渡重洋来到北美这片荒凉的土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这在美洲形成了另一思想基础，即自由民主思想之基础。

移民的多元性必然导致异质文化在新环境下的冲突，而冲突之中又有融合——这就是学术界持有的“异类异质的继承形成了同类同质的性格”这一共识。当年清教徒将强烈的使命意识、虔诚的宗教信仰、严肃勤俭的价值观念和鲜明的个人主义与全新的环境以及艰苦的拓殖经历结合起来，共同铸造了早期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个性。战胜新环境的生存斗争不断促进了一批又一批移民间的相互认同、理解与尊重，也培育出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唤起了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最终促使了美利坚民族一体化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11]

概括起来，宗教因素在欧美历史上曾起到过重大的作用。不论是犹太人，还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总是通过投影于文化和迁移之中来认识自己，解读他者，如犹太人的自我认识以及对其他文化的解读、法国新教徒的自我认识以及对路易国王及其政治的解读、英国清教徒的自我认识以及对自己的祖国及其政治的解读、美国清教徒的自我认识以及对移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解读等。作为文化旅行的一种模式，迁徙和移民的确引起了不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最终带动文化的扩散、涵化和整合。相比较于中华文化，西方文化更多体现的是个性、运动、竞争、斗争和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