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西方音乐史第六节修订版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于1756年1月27日生在萨尔斯堡一个宫廷乐师家里，父亲列奥波德（Leopold Mozart，1719～1787）在萨尔斯堡大主教和公爵的宫廷乐队里任乐长兼大教堂的管风琴师，又是一位小提琴家和作曲家。母亲安娜·玛丽亚·彼尔特（Anna Maria Pertl，1720～1778）是地方主教府的官吏的女儿，生育七个孩子，仅存活莫扎特与其姐姐玛丽亚·安娜·莫扎特（Maria Anna Mozart，1751～1829），她是一位出色的女钢琴家。

萨尔斯堡（Salzburg，其意：盐城）以美丽的巴洛克建筑而闻名于世，又是欧洲有名的音乐中心之一，一直保持着传统音乐文化，莫扎特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成长，又为这座古老城市创造了不朽的古典音乐文化。

莫扎特从小即显露出非凡的音乐才华，跟父亲学钢琴、管风琴与小提琴。四岁时，凭着惊人的敏锐听觉和音乐记忆力，开始他最初的音乐创作。1763年秋，父亲带着6岁的沃尔夫冈与11岁的安娜开始其欧洲之行的长途巡回演出，3人组成一个出色的三重奏室内乐团。他们在各地举办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全是小莫扎特的器乐作品，受到各地显贵们的欢迎和赞叹，留下许多传为美谈的有关这位音乐神童的天才轶事。为了筹措足够的旅费支撑这次周游欧洲的演出活动，小莫扎特承受成年人所难以应付的强化劳动，每一次音乐会都长达四五个小时，让他按照听众提出的任何要求作各种高难度的音乐技艺的表演。如在用布蒙住的钢琴键盘上演奏；立即视奏任何未弹奏过的乐谱；为歌唱家、长笛演奏家当场即兴伴奏；用任何指定的低音或曲调进行临时性的变奏曲的即兴演奏等。每一次演出，莫扎特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对付听众苛刻的考验和要求。1766年冬，全家返回萨尔斯堡。

在伦敦，莫扎特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密切交往，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位伦敦巴赫当时任英国夏洛蒂王后的音乐指导，正与德国作曲家、小提琴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Carl Friedrich Abel，1723～1787）在伦敦合作创办预售联票音乐会（Series of Subscription Concerts），面向市民群众的演出活动非常活跃。莫扎特开始创作的5部早期的交响曲（1764～1765）和第一次出版的6首钢琴奏鸣曲（K·10-15）都反映出这位长者的影响。

莫扎特12岁时，正值奥地利公主与那不勒斯国王在维也纳举行宫廷婚礼，他的父亲认为是一次争取显贵们赞助的好时机，1767年9月全家赶到维也纳，不幸两个孩子都感染上天花，病得相当重，错过机会。当时显贵们热衷于宫廷社交舞会，不愿花钱举办音乐会，他们的公开演出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莫扎特应意大利喜剧团之约于1768年创作歌剧《伪装的傻子》，这部作品没有演出，却唤起他对歌剧创作的浓厚兴趣。同年他又应著名的催眠术家梅斯梅尔医生的邀请为其私人剧院写一部独幕歌唱剧《巴斯汀与巴斯汀娜》（Bastien and Bastienne，1768）。

1769年至1771年，莫扎特由其父陪同赴意大利旅行演出，著名的复调音乐大师乔瓦尼·巴蒂斯塔·马尔蒂尼（Giovanni Batbista Martini，1706～1784）非常赞赏莫扎特的音乐天赋，用短短两个月时间帮助他在复调对位技法上获得很大的提高，并亲自主持接受14岁的莫扎特为波伦亚学院的院士。罗马教皇也授予他同格鲁克一样的“金靴骑士”荣誉称号。莫扎特在罗马西斯廷礼拜堂听到阿莱格里（G.Allegri，1582～1652）的9声部的《求主怜悯歌》（Miserere）的演唱，按规定每逢复活节前一周才允许公开演唱这首圣歌，历届教皇均不准传抄和在外演唱。莫扎特凭着敏捷的音乐记忆和渊博的复调对位知识，准确地听记了这首圣歌。

1770年起，莫扎特开始他的一系列歌剧创作，在米兰、萨尔斯堡上演获得成功。新的主人大主教柯洛雷多公爵专横而苛刻，将莫扎特父子视为他宫里的奴仆，言谈举止都需符合要求。列奥波德企图通过莫扎特的歌剧演出在意大利谋求一个宫廷乐师的职位，摆脱他在萨尔斯堡不自由的困境，亦未能如愿。当莫扎特是一个天真的儿童时，显贵们将他当作娱乐和消遣的对象，赞赏他的神童般的天才表演；当他已成长为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艺术家时，显贵们则难以容忍他的独立自主。经过两年的在外奔波，谋职毫无结果，1773年父子两人沮丧地返回萨尔斯堡，结束长期的艰苦的旅行演出生活。

莫扎特在大主教宫廷里完全处于奴仆般的屈辱地位，每天清晨要等候公爵的吩咐，按照主人的旨意进行创作，忍受公爵对自己作品进行恶毒的批评或无理的斥责。同时，和睦、温暖的家庭生活和朋友们真挚的情谊，又给予莫扎特很大的精神慰藉，他在萨尔斯堡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有第二十五g小调交响曲（K.183，1773），构想统一而完整，四乐章形式，富于戏剧性冲突，表现出一种悲壮的情绪，反映了青年人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精神束缚的内心世界，这是第四十g小调交响曲诞生的先声。第五D大调（K.175，1773）到第十bE大调（K.365，1779）5部钢琴协奏曲，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力度感，钢琴技巧运用细腻，第一乐章为快板奏鸣曲式，第二乐章为如歌的行板，第三乐章为欢快的回旋曲，具有他的个性风格。由于大主教热衷于宗教音乐和意大利风格的器乐曲，对音乐戏剧抱着敌对的态度，他没有条件从事自己喜爱的歌剧创作。

1775年4月至12月间，莫扎特以充沛的精力和罕见的艺术灵感，连续写了5部小提琴协奏曲（第一bB大调至第五A大调），这是为他自己演奏而写的。他是宫廷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家，具有卓越的演奏技巧。他充分利用小提琴的表现性能，将技巧性与富于表情的歌唱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洋溢着明快的音乐格调，表现出作曲家丰富的感情。他用3个乐章传统的形式结构，乐队编制不大，弦乐加双簧管、圆号各2支，力求独奏与乐队的均衡、协调，突出以小提琴独奏为中心的特点。

1777年9月，莫扎特借休假之机，由母亲陪同赴慕尼黑、曼海姆旅行访问，大主教不准列奥波德同行扣下做变相人质。他与母亲住在卡纳比赫家里，同曼海姆乐派的音乐家们交往密切，对他们使用的各种新的演奏法，尤其对在配器中第一次用单簧管响亮、独特的音色有深刻的感受。他与歌剧大师韦伯之堂妹、女高音歌唱家康斯坦茨·韦伯（Constanze Weber，1762～1842）在曼海姆相识，两人经过多年的周折，于1782年在维也纳结婚。

由于谋求不到长期的职位，母子两人于1778年春赴巴黎，莫扎特靠临时教课维持生活，他的母亲于当年夏天不幸病逝。1779年1月，莫扎特途经慕尼黑返回萨尔斯堡。次年秋，巴伐利亚选帝侯夫妇邀请莫扎特为1781年狂欢节创作正歌剧《伊多梅纽》（Idomeneo），大主教与这位选帝侯有着复杂的外交关系，同意准假。这部3幕歌剧取材于希腊关于克里特王伊多梅纽的传说故事，采取正歌剧传统写法，有许多表现声乐技巧的精彩唱段，又吸收格鲁克的手法，以完美的重唱来揭示剧中的戏剧矛盾冲突，充分发挥管弦乐队的作用，使音乐与戏剧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部歌剧音乐包括芭蕾舞音乐在内，都是他自己写的，在当时是违反惯例的。这部作品于1781年1月在慕尼黑首演。

因奥地利女皇逝世，大主教赴维也纳参加葬礼，莫扎特由慕尼黑转道去陪同，没有返回萨尔斯堡。在维也纳，大主教用尽一切办法置莫扎特于奴仆般的低下地位，他要像仆人一样扫地、收拾房间，在仆人饭厅里就餐，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处处受公爵条令的束缚。艺术家强烈的自尊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觉醒，使莫扎特无法再忍受这种屈辱的精神折磨和侮辱，1781年6月终于同大主教公开决裂。他向大主教递上辞职书，遭到无理的漫骂；当第2次再提出辞职要求时，竟被大主教的侍从官阿尔科伯爵用暴力将他推出大门外。莫扎特有好几天濒于精神错乱之中，经受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在精神恢复正常之后，莫扎特毅然定居维也纳，他不再返回萨尔斯堡。(www.xing528.com)

1782年7月，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首演成功，给他打开通向显贵的官邸和沙龙的大门，他以钢琴家的身份经常出入维也纳贵族沙龙进行演出，广泛地接触当时著名的作曲家与演奏家。他的音乐才华也引起一些人的忌妒，维也纳宫廷音乐总监、意大利作曲家与指挥家安东尼奥·萨列里（Antonio Salieri，1750～1825）即是其中的一个，极力利用权势妨碍莫扎特在上流社会的活动，使他得不到宫廷里应有的尊重和职位。

在维也纳10年间，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亲友的支持，为了生活和家庭负担，莫扎特边创作边教课，安排频繁的演出活动，还时常陷入贫困之中。窘迫的生活境遇，使他对封建贵族阶级有了深刻的认识，启发了他的民主共和思想，使他靠近当时被欺压的“第三等级”（政治处于无权地位而承担纳税义务的等级，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他于1785年参加共济会，为该组织写了《共济会员康塔塔》（1785）、《共济会员的送葬曲》（1785）、《共济会的小康塔塔》（1791）和歌剧《魔笛》（1791）。

1784年，莫扎特与意大利诗人、维也纳宫廷剧院作家洛伦佐·达·篷特（Lorenzo Da Ponte，1749～1838，有译朋台）相识，两人在歌剧美学观点和艺术见解上一致，其后合作创作了歌剧《费加罗的婚礼》（Die Hochzeit des Figaro，1786）、《唐·璜》（Don Juan，1787）和《女人心》（Cosi fan tutte，1790）。篷特是犹太人，在意大利受神学教育，因不守教规于1779年被贬逐出威尼斯，他在维也纳主要是为宫廷剧院演出的正歌剧、喜歌剧撰写脚本。

《费加罗的婚礼》是法国作家博马舍（1732～1799）所写的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其剧情无情地讽刺和揭露贵族阶级的腐败、无能和道德堕落，热情地歌颂第三等级群众的机智、勇敢与正直。路易十六禁止这部喜剧在法国上演，博马舍坚持六年的斗争，终于在1784年获得在巴黎演出的权利。仅隔一年，按照莫扎特的要求，篷特将它改编成歌剧脚本，莫扎特于1786年谱写成歌剧在城堡剧院首演，次年在布拉格上演，立即受到观众欢迎，主人公费加罗的咏叹调在这两个城市到处传唱，风靡一时。

《唐·璜》是应布拉格歌剧院预约而写的，取材于西班牙贵族唐·璜的传说，莫扎特将正歌剧与喜剧的因素加以有机的综合，既有喜剧场面的渲染，又有音乐悲剧的深刻内容。在维也纳上演后，显贵们反应冷淡。1787年11月，格鲁克逝世，莫扎特得到空缺的“室内乐乐师兼宫廷作曲家”的职位，年俸仅有800奥币，而格鲁克生前的年俸为2000奥币。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没有得到大的改善，仍时常处于穷困的境地。

这时期，莫扎特写了大量优秀的器乐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反映出他对生活、对社会的新的认识，反映出他自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觉醒和渴望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其中有第三十五D大调《哈夫纳》交响曲（1782）、第三十六C大调《林茨》交响曲（1783）、第三十八D大调《布拉格》交响曲（1786）和1788年完成的第三十九bE大调、第四十g小调、第四十一C大调《朱比特》（Jupiter，因第一乐章起句雄伟而得名）三部交响曲；第十一至二十七的16部钢琴协奏曲，还有圆号协奏曲3部、以海顿为名的6首弦乐四重奏（1782～1785）和钢琴奏鸣曲、德意志舞曲、连德勒舞曲等。他于1782年写的C小调小夜曲（K.388）和1787年写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K.525）不同于宫廷的娱乐音乐，其形式近似多乐章的奏鸣曲套曲结构，有明显的对比，抒情而优美，配器手法新颖。他几乎没有再写过娱乐性的器乐曲。

自他的父亲于1787年逝世后，莫扎特一直陷入失去亲人的深重悲哀之中，加上过度紧张的创作与演出活动又损伤了他的健康。1791年7月，当他正在完成歌剧《魔笛》创作时，有一个神秘来客向他预约一部《安魂曲》，他将这种预约看做是自己临近死亡的预兆。同年9月30日，神话题材的二幕歌剧《魔笛》在维也纳上演，受到人们的欢迎。此时，他已病到无法完成最后的作品《安魂曲》的地步，于这一年12月5日逝世，终年36岁。这部用于丧葬礼仪的亡灵弥撒曲，由他的学生弗朗茨·泽维尔·苏斯迈尔（Franz Xavier Stissmayr，1766～1803）完成。最后真相大白，预约者是一个伯爵，企图用便宜的代价购买莫扎特的作品，用自己的名义出版，以标榜自己是作曲家。

关于莫扎特的死因传说纷纭，近代医学专家诊断是因风湿热复发，加上出血过度引起心力衰竭而病逝。当时他的葬礼潦草凄凉，康斯坦茨因病卧床不起，又遇暴风雨天气，没有一个亲友能去送葬，一辆马车拉着只值3个奥币的薄木灵棺孤零零地驶向墓地，被葬在一个没有墓碑的贫民公墓中，后来他的遗体一直未能寻找到。莫扎特逝世后，布拉格、维也纳均举行悼念他的音乐会。康斯坦茨将他的手稿加以整理，组织演出，大获成功。她于1809年改嫁给早年认识的丹麦外交官、音乐史学家尼森（1761～1826），又让尼森为莫扎特撰写第一部传记（莱比锡出版，1828）。1842年萨尔斯堡决定树立一座莫扎特雕像。1918年，奥地利末代皇帝签署其最后一道法令：设立萨尔斯堡音乐节纪念莫扎特，最终使这位早逝的古典音乐大师得以名垂千古。

莫扎特是一位世界罕见的音乐天才，在短促的36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写下600多部（首）不同体裁与形式的音乐作品。奥地利音乐目录学家路德维希·克舍尔（Ludwig köchel，1800～1877）于1862年出版《莫扎特全部音乐作品的编年主题索引》，冠以字母K或KV（克舍尔索引）的编号作品为626部，有歌剧22部、交响曲41部、钢琴协奏曲27部、小提琴协奏曲5部、长笛协奏曲2部、圆号协奏曲4部；双簧管、长笛与竖琴、小提琴与中提琴、双簧管单簧管圆号与大管的协奏曲各1部；弦乐五重奏5首、弦乐四重奏23首、钢琴三重奏7首、钢琴四重奏2首、长笛四重奏2首、小提琴奏鸣曲37首、钢琴奏鸣曲17首、钢琴二重奏曲6首、变奏曲15首、管风琴与弦乐奏鸣曲14首以及其他重奏性的室内乐作品；还有不少嬉游曲、小夜曲、进行曲、卡农曲、舞曲和歌曲等。他写的宗教音乐作品不多，有弥撒曲18部、安魂曲1部、连祷歌（Litany）6首。莫扎特的音乐富有激昂、奔放、豪迈的情感，体现出他那种百折不挠、渴求个性解放和追求民主自由的乐观精神。他在音乐形式与手法上有很多的创新，使交响曲、奏鸣曲、协奏曲、室内乐等形式结构具有更明显的内在的对比性与动力性，音乐主题的呈示、展开、变化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他充分运用转调使和声丰富而具有色彩性，配器手法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他又注意从巴赫、亨德尔的旋法与复调手法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使得曲体结构对称与均衡，以达到形式完美。他的交响曲与歌剧在风格与手法上是一致的，具有鲜明的戏剧性和形象性。他的作品，不论是内容或形式都比海顿的作品有更大的发展，更加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莫扎特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形式和各种乐器，他的音乐艺术成就是惊人的，贝多芬说：“我素来是崇拜莫扎特的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崇拜他的。”18世纪后半叶起，西方不少音乐学者专题研究莫扎特的创作道路和成就，发表数以百计的论文与专著，以表达对这位音乐大师的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