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节，第一轮实验班的全体同学到孙老师家聚会。王海亭炒了四大盘菜，然后大家又动手包了饺子。到吃饭时，坐的地儿不够，站着也太挤了，毕竟有40个人啊！于是，房间外面的楼梯上一阶一阶地坐满了端着盘子吃饺子的学生。邻居们看到这情景，既羡慕又感慨。
1987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孙维刚班上的全体同学参加了东城区数学竞赛，考场在东单附近的北京二十四中，但下午同学们还要去西郊听讲座。让同学们回家吃午饭是来不及了，买着吃又担心卫生问题，于是，孙维刚让王海亭在家焖了一大锅米饭，炒了一桶木樨肉片，用棉大衣捂严，骑自行车从北郊送到东单。孙维刚事先让同学们带着饭盒和餐勺，一交完卷，王海亭就当起了分饭的大师傅。热腾腾的饭，热腾腾的菜，热气腾腾的教室里欢笑阵阵。
杨哲同学永远忘不了和孙维刚老师一家一起生活的情景。那年杨哲的父母因公出国，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孙维刚把他接到家中，分文不取，吃住全包。这个家，没有高档豪华的家具，却充满了慈爱与温馨。除了杨哲，在孙维刚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还有王丽红、纪秀伟、王瑞华等同学。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回想起那段时光，他们说，当时只知道心里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感激，却没有更深刻地去理解“高尚”的含义。
阎珺在自己参加国家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队选拔赛前，多么希望能得到孙维刚老师的指导啊！可是孙维刚老师太忙、太累了，他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但孙维刚知道后，冒着寒风推开了阎珺家的门。为了给阎珺提供数学竞赛的资料，孙维刚从一位刚由莫斯科回来的朋友手中拿到了俄罗斯最新的数学竞赛题目，然后凭借自己的俄文功底，马不停蹄地连夜翻译。一连几个通宵，他硬是把试题全部啃了下来，抄了整整15张稿纸，然后又及时寄送给在武汉集训的阎珺。阎珺获奖后捧着奖杯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孙维刚老师，我不可能获得金牌。”
为了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掉队，从不说谎的孙维刚有时候竟也会“骗人”了。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老师在班里说，经学校研究决定，陈硕上学的费用由学校全部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高二时，班上七名同学参加全国数学夏令营，每人要交1000元，为了让大家没有负担地参加夏令营，孙维刚又“骗人”了——说是费用由学校出，实际上也是他个人出的。孙维刚把写书挣的稿费都花在了学生身上，自己永远穿一件旧的军大衣，或一件老式的袖口都磨破了的涤卡中山装。孙维刚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的，铁床和大衣柜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买的。他家里家具很少，但他和学生的合影，却处处可见。凭孙维刚的本事和聪明才智，他应该能挣到很多钱，但是他却情愿与清贫为伴，在自己钟爱的教师岗位上默默地奉献。曾有好几所大学派人游说，请孙维刚到大学执教。而他却说：“只要抓好了基础教育，大学的讲坛上就不愁精兵强将，还是让我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吧。”其实，他是中国数学会理事，是这个由中国顶级数学家组成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教大学，他也一定很出色，但他仍然坚守普教阵地，坚守自己的初心。(www.xing528.com)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症转移到直肠，住院准备进行第八次手术。5月1日那天，原高三（1）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看望敬爱的孙维刚老师。大家默默无语，眼含热泪。自从得知癌症转移的不幸消息后，孙维刚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时此刻，他落泪了。孙维刚深爱着他的学生和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这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王海亭还记得，在住院期间，昏迷中的孙维刚喊的仍是“排队，做操，收卷子”。在弥留之际，孙维刚嘴里反复念叨的除了这些话外，就是班里一个最淘气、最让他放心不下的男孩的名字。
孙维刚去世后，许多媒体都对他的教学事迹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但也有一些媒体进行了片面的报道。面对这些片面报道，他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以自己的事例对此加以驳斥。其中，孙之星同学给某报社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信中最令人感慨的语句就是：“曾有人把孙老师树为应试教育的代表，而我将以我全部的生命去证明他不是。”孙之星同学的信引起了教育界很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我们的媒体在宣传孙维刚老师的过程中，是不是过分注重宣传他那55%的学生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升学率，而忽视了他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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