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安全生产管理及双赢模式研究成果

加强对政府失灵问题治理的理念可以从管制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依据。管制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理论到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的演变过程。传统理论采取的是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的二分分析方法，而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采取的是把市场和政府统一起来的分析方法。

传统理论主要分为两种流派：一派以Pigou 为代表，强调市场作用而否认政府作用；另一派是以Stigler 为代表，强调政府作用而轻视市场作用。前者提出公共利益理论，后者则提出利益集团理论。

公共利益理论假定政府是理想状态的政府，政府的目标是通过管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增进社会福利，而管制者会专一地追求这一目标，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管制者可以代表社会公众对市场做出理性的计算，使得管制结果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它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而管制是政府对社会公正和效率需求所做出的无代价、有效和仁慈的反应（Posner，1974）。在公共利益理论的视角中，市场是现实的市场，包含了由于各种摩擦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但与此同时，认为政府则是理想状态的政府，忽视了现实中的政府所存在的局限之处。所以，可以简单地把公共利益理论的主要思想总结为现实的市场和理想的政府。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制度和司法体制的演进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此时，市场失灵现象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相反，政府监管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要求放松管制、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成为新的社会浪潮，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就表现为对公共利益理论的批判和利益集团理论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经济背景下，Stigler 分析指出，管制制度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是保护弱势者、维护公正和提高效率的，相反，管制制度保护的是被管制者。管制并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是利益集团为了增进其私人利益所寻求的。对于管制的经济效果持有这种观点的管制理论通常被称为利益集团理论。Stigler 形象地把管制产生的过程称为“捕获”，因此，Stigler 的管制理论通常又被称为“捕获理论”。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上的对立的二分法是上述两种传统管制理论的共同缺陷。这种对立的二分法导致了两种理论都只能说明管制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特定时期的作用和意义，却不能解释在一个国家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出现管制或放松管制的螺旋形交替过程的原因，同时也不能恰当地解释政府管制对转轨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不能为转轨国家如何在加强政府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变，人们对于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更加全面地看待政府监管，认识到市场是现实的，政府也是现实的，这是我们正确理解管制的基础。(www.xing528.com)

比较制度分析是一种识别替代性制度安排对各种利益变量的影响，并对这些制度安排进行相互比较的分析方法。比较制度分析仅仅在现实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而摒弃了“社会最优”的概念；只将现实状态与其他现实状态相比较，而不是与理论上最优的结论相比较。它不侧重于最优化配置，而是对各种制度安排中的潜在动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引起的协调成本感兴趣。

在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中，市场制度和政府管制都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市场制度具有竞争带来的市场力量，但是也有各种摩擦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失灵；而管制制度既能够增强人们对公平、公正的预期而有效约束交易成本，也存在与机会主义行为相关的管制失灵。在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中包含的是现实的市场和现实的政府，并且，在现实的市场和现实的政府之间不再是对立的、替代的关系，而是共存的、互补的关系，它们是不同形式的契约、治理结构和执法手段，都是界定产权、维护秩序和使个体保持良好行为的社会策略之一。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在安全生产管制中，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二者之间的不同行为选择会对安全生产管制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薛澜认为，政府自身高度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各级政府之间命令指挥与请示服从体系使得政府人员具有官僚作风倾向，对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具有制约性。地方管制机构会基于成本一收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钟开斌在安全生产管制中通过引入一个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瞒报事故的动机及其作用方式，指出一旦外在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地方政府官员就会“理性”地选择追求有形政绩而忽略无形政绩，与中央象征性合作、对中央政策选择性执行等虚假治理的倾向很有可能发生，从而容易成为所谓的“应付性组织”。童磊认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政府对的安全生产管制特别是对乡镇私营的管制成本大大提高。郝英奇、刘金兰指出，矿难频发是由于利益驱动冲垮了安全约束。钟开斌通过引入梯若尔等建立和扩展的地方政府治理选择模型得出，上级对下级的监管力度不够，地方官员为升迁会追求经济的最快增长而忽视安全生产。因此，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安全生产管制体制发生扭曲，地方管制机构或管制人员与企业谋取私利导致事故发生。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夏永祥、王常雄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凸现与加剧，制度性根源是市场取向的分权制以及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制度性根源对政策博弈具有传导机制，消极影响就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邸振伟、侯天佐使用博弈作为分析工具得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成为二者之间利益博弈的基本前提，即地方政府有资格在获取或维护利益方面与中央政府博弈。中央政府安全生产管制的目标是使社会总安全生产水平最大化，地方政府则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往往不一致。由于多层代理关系存在导致劳动安全管制体制部分失灵，因此中央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与中央的安全生产管制目标保持一致。经济学激励理论主要是依据委托一代理理论发展并完善的，该理论认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难以观察，需要建立以代理人业绩为基础的激励型报酬方案，通过风险分担和激励相容来激发代理人努力敬业。在安全生产管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能实现最大效用的必要条件是同时取得两组最优值，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没有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很多学者对如何设计安全生产管制的政府激励机制提出不同的看法。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只能对相关变量进行观察，所以设计合理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激励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在信息非对称情况下人的行为，以及委托人如何设计合约来管制交易行为。朱杰堂指出，现代激励理论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规范作用，首先应该明确地方政府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职能。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可以刺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安全生产管制政策保持一致。激励并不是完全指正激励，应当建立激励与约束并存的安全生产管制体制，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建立符合帕累托最优效率的安全生产管制体制方面，肖兴志提出，在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下，需要建立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安全生产基金，基金包括：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资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奖励资金。同时，中央政府相应地实施约束政策，特别是对严重失信的地方政府予以重罚。安全生产管制的激励政策要讲求持续性，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使其与安全生产管制体制相适应，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能做出相应地调整。安全生产管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当参与的主体不同时，实施的管制政策和产生的管制效果也都相应发生变化。管制机构与企业行为选择也会对安全生产管制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二者处于安全生产管制链条的中间阶段。

胡文国、刘凌云在《我国生产安全监管中的博弈分析》一文中，在对我国生产安全各相关者在生产安全监管中的收益、损失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函数，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相关者在生产安全监管中的合作与博弈行为。在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矿工监管收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监管行为上博弈，监管博弈过程实质上就是监管利益再分配过程，如何调整监管利益再分配是提高监管效率的关键。陈黎敏，蔡惠平在《安全生产监管的博弈论分析》中，分析了国家、地方管理部门和企业三者的相互关系，建立博弈数学模型，并分析了如何保证企业安全生产和如何防止地方管理部门与企业合谋。该文认为，当检查的成本足够高时，检查所付出的成本大于国家从企业生产中所获收益、罚款所得及发生企业事故时国家所受损失之和时，则安全监察机构将放松检查，企业也不会置备合格的安全设施。一般来说，乡镇企业给当地政府带来的收益较大，同时乡镇企业生产和事故给中央政府带来的利益和损害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再加上对乡镇企业检查难度要大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打击力度不是足够大，而企业安全设施投资额又相对生产额而言较大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事故率和死亡人数要高于国有企业。如果，安全监察机构检查能力越低，当地政府从企业生产中获益越大，则企业生产者置备安全设施合格的可能性越小，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越大。当地政府从企业事故中受到的损失越大，则当地地方政府就越有动力促使企业置备合格的安全设施。付茂林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在文中称为进化博弈方法）对煤炭安全生产监察中的正常情况和存在贿赂情况下的企业安全生产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也对两种情况下的政府的安全生产监察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正常情况下，对煤炭企业进行的安全生产监察，其纳什均衡解说明了如下原则：（1）煤炭企业是否遵守煤炭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与煤炭企业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成本、不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被查处的罚款及期望事故损失有密切关系。（2）加大煤炭企业不遵守煤炭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成本将会引导煤炭企业认真执行煤炭安全生产操作规程。（3）减少地方政府从的获利将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安全监察工作的阻力。（4）加大对监察人员不认真执行监察工作的处罚力度将有利于促进监察人员的认真执行监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