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文稿的重要性-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研究

阳明先生生前就十分信任钱绪山。经邹谦之再三请求，阳明先生从自己的近稿中取出三分之一，标上年月，然后命钱绪山来编次［45］。阳明先生在起征思、田之前，也是口授《大学问》，让钱绪山“受而录之”［46］。阳明先生为何如此信任钱绪山，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阳明先生的弟子中，钱绪山似乎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也不是心学功夫最好的那一个。钱绪山真正的悟道，是阳明先生去世多年的事。那么，阳明先生为什么偏偏将编辑文稿的重任交给钱绪山呢？笔者揣测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阳明先生与钱绪山在同一个宅子里出生的，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可能是钱绪山生性笃实，阳明先生相信他最能坚守阳明心学之精神。

阳明心学同门也非常信任钱绪山。嘉靖八年（1529），阳明先生去世，钱绪山与王龙溪“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47］。嘉靖十一年（1532），钱绪山写了《购遗文疏》，在江、浙、闽、广、直隶大范围搜集阳明先生的文字［48］。钱绪山两次发出请求，那些同门也愿意将手中的阳明先生遗文交给钱绪山，使得遗文收集工作得以顺利展开。蕲州崇正书院要刊刻阳明先生的遗言，也是请钱绪山来选编［49］。这些都说明同门对钱绪山的信任。同门信任钱绪山，一方面是因为阳明先生生前信任钱绪山，另一方面是因为钱绪山心学的修为值得人信任。

钱绪山编辑阳明先生的遗文，颇费了一番心血。在此，我们略举两例，以管窥全豹。我们今日所见《传习录》，有一个成书过程。束景南老师对此说得最是清楚明白［50］，读者可以自己去翻查。《传习录》在钱绪山经手之前，已经过了徐爱、薛侃、南大吉等人之手。到了钱绪山，他除了增加陈九川、黄直、黄省曾诸门人所记语录（也就是今本《传习录》下卷）外，对于今所见《传习录》中卷还做了大的改动。第一，原来南大吉编这一部分内容时，编入的是阳明先生八封书信。钱绪山对这些书信做了改订，删除《答徐成之》二书，加入《答顾东桥》一书、《答欧阳崇一》一书、《答聂文蔚》二书，使这部分文字的主题思想更为集中。第二，将原来的书信内容，都改成问答体，与其他文字形式相统一。有了钱绪山如此改动，这个版本的《传习录》就成了流通本，一直流传到今天。因此，有学者说：“不同于续刻《传习录》，《传习录》三卷本之所以可以成为后来通行的《传习录》的原型，乃在于其上中下卷同为语录问答之体，此系统化则是钱德洪匠心独具之处。”［51］

《大学问》是阳明心学中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献由阳明先生口授，钱绪山笔录成文。阳明先生原是将这篇文献取名为《大学或问》。阳明先生写给钱绪山的信就是这样称呼的［52］。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钱绪山将这篇文献改名为《大学问》［53］。经钱绪山这样的一改，这篇文献的意义一下子得到提升。如果是以《大学或问》为名，那读者就会认为这只是解释《大学》的文字。古来解释《大学》的文字不知有多少，《大学或问》不容易引起读者重视。改为《大学问》以后，读者一见，一般不会想到《大学》，而会想到是“大学问”。钱绪山称此书为“师门之教典”［54］，也正是要强调这篇文献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篇字数不多的文献，却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精神。

以上两例说明，钱绪山在编辑阳明先生文字时颇费心血。更重要的是，他在编辑阳明先生文集时，有一个指导思想。对于如何编辑阳明先生文集，当时阳明弟子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罗念庵为代表，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一是以邹东廓为代表，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绪山经过反复思考，他倾向于邹东廓的意见，认为：“夫传言者不贵乎博，而贵乎得其意。得其意，虽一言之约，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则泛滥失真，匪徒无益，是眩之也。”［55］钱绪山在编辑阳明文集实践中，就是贯彻了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

例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曾才汉将钱绪山收集的阳明遗稿，加上自己所搜集的东西，名为《遗言》，在荆州刊行。钱绪山认为荆州本采录未精，于是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只存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在宁国水西精舍重新刊刻。再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钱绪山来到蕲州（安徽宿州）之崇正书院。湖广兵备佥事沈思畏请求他在蕲地刻行阳明先生尚未面世的遗言。钱绪山又从阳明先生逸稿中，“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5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钱绪山编辑阳明先生文字，是尽可能地做到精简。

钱绪山编辑阳明先生文集时，着重选择阳明先生成熟时期的文字。他说：“洪葺师录，自辛巳以后文字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者。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多难殷忧，动忍增益，学益彻而立教益简易，故一切应酬诸作，多不汇入。”［57］当时有传播阳明心学的人，“不揭其独得之旨，而尚吝情于悔前之遗、未透之说，而混焉以夸博”。钱绪山批评这种人是“爱其毛而不属其里”［58］。

钱绪山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体会到了阳明先生生前之意。前文我们也讨论了阳明先生的传播原则，那就是简切原则，即传播追求简单明了，切实有用。阳明先生自己不愿意多说话，讲来讲去还是那些简单明白的话，关键是要受者切实用功。阳明先生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59］当时有人向阳明先生提出，是不是应该将他“答示门人的书稿，删取归并，作数篇训语以示将来”。阳明先生说：“有此意。但今学问自觉所进未止，且终日应酬无暇。他日结庐山中，得如诸贤有笔力者，聚会一处商议，将圣人至紧要之语发挥作一书，然后取零碎文字都烧了，免致累人。”［6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阳明先生也在强调传播文字在精而不在博。(www.xing528.com)

钱绪山体会到这个意思，他说：“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语言文字太多，反而障蔽了人的双眼，困顿了人的精神。语言简单明白，可以收到好的传播效果。钱绪山在此特地提到“指示专一”。

但是，当时人并不能理解到这一点。同时的沈思畏说：“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61］这明显是不合阳明传播思想的。就是罗念庵，也没有认识到钱绪山删节阳明文字的苦心。罗念庵在钱绪山所撰写的《年谱》草稿上，“增采《文录》、《外集》、《传习续录》数十条”［62］。钱绪山写信给罗念庵，说明自己的苦心：“洪居吴时，见吾党喜为高论，立异说，以为亲得师传，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举而指示立言之端。私录数条，未敢示人。不意为好事者窃录。甲午主试广东，其录已入岭表。故归而删正，刻《传习续录》于水西，实以破传者之疑，非好为多述，以耸学者之听也。故谱中俱不采入。而兄今节取而增述焉。然删刻苦心，亦不敢不谓兄一论破也，顾更详之。”［63］在这里，钱绪山将自己撰写《年谱》的“删刻苦心”说出来，是希望罗念庵能够理解。

同时代的黄绾也认为，编辑阳明先生的文集应该是大而全。他给钱绪山写信说：“《阳明先生文集》必如此编辑，使学者观之如入丛山，入探渊海，乃见元气之生；群材众类，异物奇品，靡所不有，庶足以尽平生学问之大全。随其所好而择之，皆足以启其机而克其量，斯不为至善至妙者乎！”［64］人世多有这样的风气，不去切实用功，专在文字上琢磨。就像当今中国的学术著作，话是越说越多，书是越写越厚（与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相比，这一点更为突出），不想一想这样的学术著作又有多少人能耐心去读。

但是后来，钱绪山也重视了对阳明先生全集的编辑。他认识到，就是王阳明那些不成熟的文字，也有其存在的价值。王阳明弘治初年在京城，创作了一些文字，取名为《上国游》。钱绪山编阳明先生《文录》，并没有将其收入其中，后来编《续录》，“乃复取而刻之”。他在《〈上国游〉序》中说：“见师天禀夙悟，如玉出璞，虽未就追琢，而暗暗内光。因叹师禀夙智，若无学问之全功，则逆其所造，当只止此。使学者智不及师，肯加学问之全功，则其造诣日精，当亦莫御。若智过于师，而功不及师，则终无所造，自负其质者多矣。乃复取而刻之。俾读师全录者，闻道贵得真修，徒恃其质，无益也。”［65］这意思是说，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以前的文字，虽然不是悟道之言，但也体现了阳明先生的天赋异禀。读者读到这些文字时，看到阳明先生的天赋异禀，更要看到阳明先生所加的学问之功。

钱绪山在《〈文录续编〉序》中说，考虑到阳明《文录》文字已有不少，“同门已病太繁”，剩下的文字无非是“寻常应酬、琐屑细务之言”，他本来不打算再编《续编》。但是在传播阳明心学过程中，他发现“四方学者徒喜领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践之实，或有离伦彝日用、乐悬虚妙顿以为得者”，于是他觉得有必要来编辑《续编》，这些“寻常应酬、琐屑细务之言”，恰恰就是阳明先生“中行之证”［66］。

因此，钱绪山在编辑阳明先生全集时，对不同的文字做了不同的处理。他说：“故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裒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