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讲学倾向于归一

钱绪山讲学，力倡师说。阳明心学讲“虚”讲“寂”，在当时最遭人攻击，被人指为坠入佛禅。钱绪山奋起护教曰：“师门尝以虚寂之旨立教，闻者哄然指为异学。夫变动周流，虚以适变，无思无为，寂以通感，《大易》之训也。自圣学衰而微言绝，学者执于典要，泥于思为，变动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为吾儒者，仅仅自守，徒欲以虚声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虚寂，反从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饭，沦落失传，以至此耳。譬之东晋、南宋之君，不能为主，偏守一隅，甘将中原让归夷狄，不复敢与之抗，言及恢复之计者，群然自以为迂，亦可哀已！”［11］所谓“《大易》之训”，指的是《周易·系辞上》中的一句话：“《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这段话极有力量，常常被陆王学者引来证明原始儒家也讲“无思无为”，也讲“虚寂”。钱绪山这番话，无非是要说明，阳明先生所发挥的“虚”与“寂”，其实都是我们儒家本来就有的东西，今人切不可丢失了自家本来就有的宝贝。

王阳明捐馆以后，其弟子散在全国各地，大家都在积极地传播阳明心学。但是，众位弟子“所志虽同，资性稍异，各有所得力处，亦各有受病处”［12］，于是阳明后学之间便有了分歧。钱绪山说：“师没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13］邓定宇［14］说：“阳明必为圣学无疑，然及门之士，慨多矛盾。”［15］阳明后学出现分歧，这是很正常的学术现象。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说：“这就是学术生活的本质——为以后的学术留有余地而对神圣化的个人提出相矛盾的解释。”［16］阳明的学生大多将阳明及其学术神圣化了，而王阳明其实是给了后来者以发挥的余地。

今人研究阳明后学，由于着眼点不同，对阳明后学有多种分法。有分为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敬派、主事派的［17］，有分为现成派、归寂派、修正派的［18］等。不管怎样分类，阳明后学相互之间有差异，这是公认的事实。大家都在努力地传播阳明心学，但所传播的阳明心学却不一致，这给一般受众带来极大的困惑，严重影响到阳明心学的传播。其实孔子去世以后，儒学的传播即是一个教训，程子说：“后弟子各以其所学行，异端遂起，至孟子时，不得不辩也。”［19］

面对这种情况，钱绪山说：“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20］于是，他提出“归一”的主张。他说：“吾师既没，不肖如洪，领悟未彻，又不肯加百倍之功。同志归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来学，而四方学者渐觉头绪太多。执规矩者，滞于形器，而无言外之得；语妙悟者，又超于规矩之外，不切事理之实；愿学者病焉。年来同志亟图为会，互相劘切，各极所诣，渐有合异同归之机。”［21］正是看到了“愿学者病焉”，钱绪山认为应该大家在一起开会，充分地讨论，然后达到“合异同归”。“合异同归”也就是“归一”的意思。

钱绪山提出“归一”，不是要“欲人同己”。《吕氏杂志》中记载：“以道见伊川先生，论难反复。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也。’先生不答。门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22］钱绪山与同门的争论，实际上也要“道之同耳”。他说：“师没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吴时，见吾党喜为高论，立异说，以为亲得师传，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举而指示立言之端。”［23］这里所说的“言之有自”与“立言之端”，其实都是指阳明心学的精神。钱绪山要求传播阳明心学要“归一”，是要归到阳明心学的精神上来，也就是求“道之同耳”。而且有些阳明后学喜欢发异学，立高论，挂的是阳明学的羊头，买的却是自己的私货。

不仅钱绪山持有“归一”的观点，王龙溪也有“归一”的意思。他在给钱绪山所写的《行状》中写道：“予亦随处参次论说大要，发明师教，辨析诸方论学同异之旨，使归于一。”［24］也就是说，王龙溪也参与到同门师兄弟的讨论之中，目的就是要统一大家宣讲阳明心学的口径。王龙溪与钱绪山二人一直努力去做“归一”。王龙溪说自己与钱绪山“聚处者二十余年，心迹合并，益得以究极所闻，会归于一。”［25］

薛中离也持类似观点。他给钱绪山、王龙溪二人写信说：“愿审己相进，虚心体物，以会天下之同，尽此生之为，只干此一事足矣。若人持一见，地各一方，则此学之明不明未可知也。不审诸兄以为何如？”［26］“会天下之同”就是要“归一”之意。薛中离还指出，如果不“归一”，那么阳明心学能不能传播就不可得知了。

阳明先生在世的时候，钱绪山就有传播需要“归一”的意思。阳明门下有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认为：“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龙溪认为：“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钱绪山说：“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王龙溪说：“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著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钱绪山说：“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27］这是《王龙溪先生全集》记载的“天泉证道”，与《阳明先生年谱》和《传习录》里的记载略有区别。从这一段王龙溪所记载的“天泉证道”的文字，给人感觉钱绪山“固执”，王龙溪“灵活”。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王龙溪、钱绪山关于传播的不同观点。钱绪山是主张大家传播阳明心学要保持一致，不然传播效果肯定不好。而王龙溪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做出限制，各人可以根据自己所得来传播阳明心学。

其实对于学术传播，阳明先生也持“归一”的观点。阳明先生曾对湛若水说：“盖自是而吾党之学归一矣。此某之幸！后学之幸也！”［28］阳明先生与湛若水志同道合，二人都有志传播圣贤之学，二人身后都有一大批粉丝，但二人对于如何成就圣贤，却有不同的说法。阳明先生讲“致良知”，而湛若水讲“处处体认天理”。两人经过多次学术交流以后，湛若水学术观点有一点接近阳明先生。因此，阳明先生写信对湛若水说了这一番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先生的观点，即传播圣贤之学应该“归一”。按理言之，传播圣贤之学也应该“归一”，因为圣贤之学就是要认得人性，而人性只有一个［29］。(www.xing528.com)

但是阳明先生所讲的“归一”，不是要人执定于一种传播模式。他说：“人品不齐，圣贤亦因材成就。孔门之教，言人人殊，后世儒者始有归一之论，然而成德达材者鲜，又何居乎？”［30］人的资禀不同，那么传播的方式方法也应不拘一格。如果拘定于一种格式，那反而不利于传播。那么，对于阳明先生所讲的传播要“归一”又该怎样理解呢？统观上面两段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阳明先生传播所追求的是精神的一致，而枝叶则不必相同。正如他比喻的那样：“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31］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钱绪山所要求的“归一”是要统一到阳明心学的精神上来。

如何回到阳明心学精神上来？阳明先生在日的时候，当然可以去咨询阳明先生，就像钱、王二人“天泉问道”一样。在阳明先生过世以后，只能回到阳明先生的文本上来。钱绪山便主张回到《传习录》上来。他说：“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32］这是要求大家都回到阳明先生的《传习录》上来。

回到《传习录》，不是回到《传习录》的文字上，而是要笃身实践，实有所得。此时虽有不同，但归趋相同［33］。钱绪山说：“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34］由此可以看出，钱绪山要求“归一”，还包含有笃身实践的意味。

有一次大家聚会于青原，罗念庵说：“凡去私欲，须于发根处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来，皆缘自己原有贪好，原有计算，此处漫过，一时洁净，不过潜伏，且恐阴为之培植矣。”钱绪山回答说：“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运用，安事破除？”当时王龙溪在现场，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说：“不然，此倒巢搜贼之法也，勿谓尽无益也。”［35］我们依据这段资料，如果单纯地认为：钱绪山是固守浅陋，而王龙溪有包容气象。那似乎有欠考虑。

正因为要求“归一”，在钱绪山看来，那些不合阳明心学精神的言论，就应该遭到批评。他对王龙溪、聂双貌、罗念庵等同门，都有过批评，我们在第2章第3节已有过讨论，这里不再重复。钱绪山在当时的阳明学者中，算得上是一个权威。王龙溪在《行状》中如是说：“时江、浙、宣、歙、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舍书院，随地结会，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36］吕本在《墓志铭》中说：“自是心无内顾，遍游宣、歙、江、广间，随地结社，风气所召，虽深山邃谷，亦有愿求一见，获闻绪言，以没世者。”［37］嘉靖四十年（1561），饶州御史张浮峰将文麓精舍更名为“绪山书院”，邹守益写《绪山讲院教语》“以助切磋”［38］。《明史》说：“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39］由此可见，钱绪山确实是一个权威。一个权威对同门不客气地提出批评，由此可以看出，钱绪山护教心切。但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造成钱绪山与同门之间关系疏远，其他人对他敬而远之。钱明先生曾提出过，在明人的文集中，为钱绪山撰写序跋、祭祀类文字的同门好友实在少得可怜［40］。钱绪山七十岁时，写《颐闲疏》，从此不再涉足各地讲会。这些是不是与此有关呢？似乎可以有这样的猜测。

值得注意的是，钱绪山要求“归一”，并不要人在口头上“归一”，而是要人在实践中去“归一”。当时全国时髦的学问有两家，一是王阳明所提倡的“致良知”说，一是湛甘泉所主张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有人向钱绪山问起“二教同异”。钱绪山说：“汝无求二教同异，求自得焉已矣。言良知则实致其知，言天理则实造其理，所谓自得也。心一也，以其自然之明觉而言谓之良知，以其自然之条理而言谓之天理，良知天理岂容有二？先辈假此以示人，乃话柄耳。若夫致与体认之功，迂直烦简，毫厘之机，存乎悟者之自得，非可以口舌争也。”［41］钱绪山在此不是要调和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湛甘泉的“体认天理”，此两种学说本质相同，但入手处还是有“毫厘之机”，一个“直”、“简”，一个“迂”、“烦”，只有实地用功能够自得的人，才能知道这种差别。因此，逞口舌之争毫无意义，关键在于实践，在实践中有所得，自然就“归一”了。

钱绪山讲学主张“归一”，其传播阳明心学效果显著。吕本曾说钱绪山：“与门人处，善诱曲成不遗；待子弟严而有礼，朝夕训诫，靡所不至。”而且还说他：“又推其所得以觉人，几遍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诚服。”［42］对此王龙溪讲得更具体，他说钱绪山：“与门人处，以意相授，有疑义时，启其机，以待其自悟，不欲尽发也。待子弟严而有礼，有过则微示之向，使人之意自消。”［43］这是说钱德洪不仅将阳明心学传播得广，而且传播得好，已深入人心。当代学者邹建锋先生经过考证，说钱绪山“亲传嫡系弟子众多，著名事迹可考者弟子无虑数十人，如徐用检、王良臣、王守胜等”［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