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传播方式中的良知导向-钱德洪研究

阳明先生说：“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396］这段话可以作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圣人说话和行动都是在“致良知”；另一方面，圣人总是以“良知”来指引着自己说话和行动。那么，阳明先生所提倡的传播也应该由“良知”来指导。“良知”指导传播关键是要做到两个字：

首先是一个“诚”字。因为“诚是心之本体，求得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397］。说得通俗一点，传者应该带着诚意来传播，受众也应该带着诚意来接受，参与的双方都自觉自愿地坦陈自己的胸怀，虚怀若谷，要“不逆诈，不亿不信”（《论语·宪问》），完全地投入传播活动之中。王阳明与王纯甫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做到了“立诚”。王阳明说：“仆在留都，与纯甫住密迩，或一月一见，或间月不一见，辄有所规切，皆发于诚爱恳恻，中心未尝怀纤毫较计。……以为吾人相与，岂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坠入世间较计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398］

谦恭的态度是“诚”字应有之意。阳明先生说：“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399］他还说：“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400］这些话都是强调朋友之间交流，要有谦虚、宽容的态度。从反面来说，传播时不能有“胜心”。阳明先生说：“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401］

对于民众的传播，阳明先生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402］这是要求传者要能为受者设身处地地着想。王阳明学生钱绪山对此深有体会：“古人立教，皆为未悟者设法，故其言简易明白，人人可以与知而与能。而究极所止，虽圣人终身用之，有所未尽。盖其见道明彻，先知进学之难易，故其为教也循循善诱，使人悦其近而不觉其入，喜其易而各极所趋。”［403］(www.xing528.com)

其次要做到一个“活”字。在阳明先生看来，“良知”就像“易”，他说：“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404］既然“良知”是“惟变所适”，那就要求人在传播过程中要“活”，能够根据传播的具体对象、场景、时机等，然后采取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活”的反面就是“必”，也就是固执一点而不及其他。关于此点，阳明的学生黄绾说得极为透彻，他说：“所论讲学一事，仆谓必于有讲固非，必于不讲亦非，但当随其分量浅深，因其语默之宜，有以投之，则无不得。”［405］

最能体现阳明先生传播“活”之特点，是他善于利用外物来传播。阳明先生总是给刚入门的弟子讲解《大学》、《中庸》首章，使他们一开始就明白圣学门径［406］。自宋代以来，大儒们都非常重视《大学》、《中庸》，都利用解释经典来阐发己意。阳明先生不过是秉持这个传统而已。阳明先生提倡心学，明显是针对朱子学而来，一开始遭到那些学朱子学的人横加指责。阳明先生后来选编《朱子晚年定论》，不用再多费口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407］。来到井边，阳明先生就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408］这是用井水来比喻做学问要有源头。阳明先生有一次让学生用扇，学生诚惶诚恐不敢接受。阳明先生又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409］这些例子都体现了阳明先生传播方式之“活”。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这大概也可以用来形容阳明先生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的“良知传播理论”是一切从“良知”出发的传播学，“良知”是传播的基础，“良知”是传播的内容，传播需要“良知”来驱动，传播过程依靠“良知”来指导。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们要建立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理论，阳明心学确实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向全世界的人讲好中国故事，王阳明的“良知传播学”是我们的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