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所要传播的内容是有关“良知”的知识。阳明先生说：“致知之说，鄙见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间示知之。此是圣学传心之要，于此既明，其余皆洞然矣。”［383］此处“致知之说”，即“致良知”之学，阳明先生将其称为“圣学传心之要”，可见他所主张的传播内容应该是有关“良知”的学问。
在王阳明，“良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384］。譬如说，当我们听到有人说“苹果是甜的”的这一句话时，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这句话的含意。这种明白，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得来的，也不是去查阅工具书得来的。这就是“良知”。故依笔者的理解，王阳明所谓的“良知”，是人在先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善的倾向和行善的能力。
倾向和能力无法传播，属于“不传之学”，需要人去“自得”。马一浮先生说：“古人所谓不传之学者何？盖即自得之学也。惟须自得，故不可传，故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385］人所能传播的只是由倾向和能力转化而来的知识。人可以通过反省的方式，将“良知”转化成为“良知”知识。阳明先生所要传播的是“良知”知识。具体说来，就是关于“良知”本体的知识及“致良知”工夫的知识。有关“良知”本体的知识，如“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有良知”等；有关“致良知”工夫的知识，如“知行合一”、“静坐”、“省察克治”、“事上磨”、“改过”、“责善”等。
前文已提，“良知”是由先天基础发展而来的善的倾向和行善的能力，这表明“良知”不仅有善的倾向，而且还有达成此善倾向的能力。既然是由先天基础发展而来，而王阳明又是信从“性本善”，因此没有善的倾向，便不足称为“良知”。“良知”不仅有善的倾向，而且还有达成此倾向的能力。譬如说儿女孝顺父母，不仅要有孝顺之心，还要有孝顺父母的能力。因此，由“良知”而转化而来的“良知”知识，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德知识，而是包括了道德及由道德所引领的所有科学知识。(www.xing528.com)
要传播“良知”知识，就需要对传播内容进行选择和加工。在王阳明眼中，首先，要剔除那些不健康的内容。戏曲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阳明建议：“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386］其次，好事可以大力宣传，坏事提出警戒即可，不要详细报导。阳明说：“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387］如果详细传播负面事件，只会“长乱导奸”［388］。再次，不要一味传播兵术计谋。有人问王阳明：“用兵有术否？”他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耳。”［389］再次，要传播正道，不要传播邪道。阳明的学生萧惠爱好佛、道。阳明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萧惠又请问二氏之妙。阳明先生说：“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390］复次，需要正面宣传“三代”精神。阳明说：“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391］最重要的是要传播最切用的东西。最切用的“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至于节目时变、名物度数等，对人“致良知”有帮助，当然要传播，要讲求。但这些知识很多，不成系统，“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392］。
受众接受这些“良知”知识，需要将其转化成自己的“良知”，然后才能终身受用无穷。阳明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的学生：“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症，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39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意思：第一，阳明先生所要传播的“良知”知识，不同于一般的信息或知识。一般的信息或知识传到受者那里，引起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从而改变社会。阳明先生所传播的“良知”知识，不仅要改变受众心理和行为，而且还要改变人的生命境界。其二，受者具有自己的主体性［394］。“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必然是受者的主体的挺立，听了传播过来的“良知”知识，笃实地去实践，如此才能受用。如果没有受者的主动配合，传者的传播活动实际上并没有最终完成。其实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传者并没有给予受者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指导受者去发现自身本来就具有的“良知”。正如钱绪山所说：“然得因失而后名，原其自性本然，则得亦无得，是得亦非真，而无所得之为真也。”［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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