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研究证实阳明心学传播效果

热心于传播的人，一定会注意传播效果。所谓传播效果，是指传播所引起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受众的心理变化，然后是受众相应的行为变化，最后是行为作用于社会而引起的变化［352］。由此可见，传播效果最关键的是要考察受众的心理变化。

阳明先生在讨论传播动机、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时候，他心中实际上是自有一个传播效果的。也就是说，传播效果与传播动力、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其实都有关系。关于这些方面内容，上文已有过讨论，在此就没有必要再唠叨。接下来需要深入一步，来讨论阳明先生是如何着眼于受众的心理，来谈传播效果。

在阳明先生看来，要有好的传播效果，首先要解决受众的心理问题。很早以前，韩非子就提到要重视受众的心理。他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子·说难》）王阳明认识到受众的种种心理。有些受众有先入之见。王阳明说：“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悍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353］阳明先生在龙场所遇的“夷人”和“流亡之流”，应该是文化层次不高，也没有什么先入之见，他们身上有的只是本有的“良知”。王阳明同他们讲起“良知”之学，唤醒了他们身上沉睡的“良知”，故“莫不忻忻有入”。后来所遇到的士大夫都是读书之人，而且多是读朱子书的人，朱子有关“格物致知”的观点，早已横亘在他们的心中，深入他们的骨髓里。同他们讲“良知”之学，他们内心本能地发出抵抗，故“莫不悍格不入”。与这种人讲“致良知”，自然要费一些劲。

有些受众党同伐异。王阳明说：“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354］所谓“党同伐异”，是指一些朱子学者，他们视同样学朱子学的人为同党，称赞之，附和之；而视学阳明学的人为异端，讨伐之，排斥之。对这种人讲“致良知”，要让他们改变自己固有的思想，难度当然比较大，甚至会激起他们对心学的声讨。

对受朱子学影响较深的受众来传播心学，阳明先生无意得到一个办法，那就是编《朱子晚年定论》。阳明先生说：“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355］这里的“遂有开发者”，说明这种办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有些受众习气已深。阳明先生说：“此间同往者，后辈中亦三四人，习气已深，虽有美质，亦消化渐尽。此事正如淘沙，会有见金时，但目下未必得耳。”［356］所谓“习气已深”，是受习俗的影响太重。这种人虽然也有“良知”美质，但已被习气所遮蔽，“良知”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向这些人传播心学，自然要多费一些气力，而且还要有耐心，因为一时未必就有效果。

有些受众不用实功。阳明先生说：“此是人人自有的，觉来甚不打紧一般。然与不用实功人说，亦甚轻忽可惜，彼此无益无实。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357］阳明所说的“良知”，人人具有，当下即可认取。说起来很容易，关键是要去用功实践。有些人只是听一听，当作说闲话一般，又不着实用功。向这些人传播心学不会有什么效果，说了也只是白说。只有对那些想要去“致良知”，又一时不知如何去“致良知”的人，传播心学才会有很好的效果。王阳明的这种传播，真正是遵循了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的方式。

阳明先生知道，受众心理或有先入之见，或横亘党同伐异之念，或不愿着实用功，对于心学传播都可能造成障碍，但他并不主张放弃传播。他将传播心学比作沙里淘金。他说：“正如淘金于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别以淘金为也。”［358］他特别要求传播者要根据受众的心理，适当改变自己的传播策略，以提高传播的效果。(www.xing528.com)

其一，传播者的身份影响传播效果。王龙溪参加嘉靖癸未年（1523）的科举考试，以失败而告终，回到家乡以后，正式拜到阳明先生门下。嘉靖丙戌年（1526），又到了科举考试时间，王龙溪不想再去参加考试。阳明先生郑重地对他说：“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顾吾之学，疑信者半，子之京师，可以发明耳。”［359］阳明先生让王龙溪参加科举考试，大概有两点考虑：一是希望王龙溪考中，这样可以说明学习阳明心学在科举竞争中并不吃亏；二是如果王龙溪考中，有了进士身份，甚至有个一官半职，对于传播阳明心学更为有利。虽然传播的内容是相同的，但传播者身份不同，其传播效果也不同。后来，王龙溪真的在这一年的会试中取得了成功，并且与钱绪山在北京城大力地传播阳明心学。

其二，传播的时机影响传播效果。有一位官员叫李道夫，对阳明心学是“倾心相信，确然不疑”，他到地方任官，下车伊始，便想用阳明心学来教化民众。王阳明知道以后，为他担忧，对他说：“学绝道丧，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涛中，且须援之登岸，然后可授之衣而与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涛中，是适重其溺，彼将不以为德而反以为尤矣。故凡居今之时，且须随机导引，因事启沃，宽心平气以熏陶之，俟其感发兴起，而后开之以其说，是故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将有捍格不胜之患，而且为君子爱人之累。”［360］阳明的意思是说，现在“学绝道丧”，社会风气坏得很。此时去同民众讲“致良知”，要民众放弃“小我”，去拥抱“大我”，民众不可能接受。此时应该“随机导引”，结合一些具体的事，去启发民众自身的“良知”，要耐心地等待，慢慢地熏陶，使民众内心本有的“良知”受到感发，这个时候再去讲心学的一套理论，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王阳明非常重视对传播节奏的把握，要求根据受众的心理变化，在恰当时机做恰当的传播。

王阳明提倡“致良知”，湛甘泉提倡“处处体认天理”。二人目标一致，而入手处不同。湛甘泉写信与王阳明，讨论良知与天理异同。王阳明不回答。王阳明说：“此须合并数月，无意中因事指发，必有沛然融释处耳。若恃笔札，徒起争端。”［361］阳明先生在此也是在谈传播时机的问题。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亲身体会而来，湛甘泉的“处处体认天理”也是从实地中得来。不要说利用书信来谈论异同，就是当面交流，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南宋时期的朱子与陆象山就是一个显例。因此，阳明先生觉得先放一放，等到适当时机，选择适当的方式，让湛甘泉自己醒悟。可见，只有选择恰当时机，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

其三，顺应受众的心理才能有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先生认识到儿童的心理是“乐嬉戏而惮拘检”，教育儿童就要“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这样就会“其进自不能已”。具体的方法是：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这样做的用意是：“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道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这样做的目的是：“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阳明先生还提出，在给学生授书时，要“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王阳明还指出，不能学反面的例子：“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362］这段材料告诉我们，教育儿童要顺应儿童的心理，要让儿童在心情愉悦的环境下去接受传播。现代传播学理论也告诉我们：“包含有‘情感’诉求的传播比仅仅依赖‘理性’论证的传播更有效。”［363］

其四，循循善诱才有好的传播效果。“循循善诱”是颜回称赞孔子的话［364］，钱绪山解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言循循者，循其见之所及，未尝过为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诱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真也，诱我入也。”［365］“循其见之所及”，是从受众现有的知识和能力出发。“夫子之言皆非真”，是指夫子所言都要比受众现有水平高一层级，目的是引导受众去攀登。这种解释与杜威论教育相暗合。杜威说：“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是未成熟的、没有发展的人，和在成人的成熟的经验中体现出来的某些社会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教育过程就是这些因素应有的相互作用。”［366］

其五，传播内容接近受者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钱绪山评价杨慈湖时说了如下的话：“先生赋质英粹，其平生不濡世纷，不染习陋，故一触其机，能洞彻心源如此。但其教人，己如此入，亦即如此示人。盖直指本心而欲超顿以入。根性利者则能觌体承接，若江河之沛泱；其次资悟不齐，则阶级悬隔矣，闻其说而不入，往往疑其或近于禅。夫禅之说与先生之书具在，其私己同物之心，区然辨也。乃惟圣门详于下学而不竟其说，就人所至以俟其自化，故人人乐得所趋。而先生爱人过切，立言过尽，容或有之；然谓其学非性情而疑訾之，则吾性昭然，断断乎不可诬也。”［367］显而易见，钱绪山肯定了杨慈湖的心学功夫，而批评了杨慈湖的传播方式。杨慈湖提倡“不起意”，是以自己之所入来教他人，不能被人理解，自然也不能被人接受。聪明的人传播时应该说一些人人力所能及的内容，而不是说一些高妙玄远的、要让受者自己去体会深层的东西。这样，传播结果才会“人人乐所趋”。

阳明先生的学生说：“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368］这是说王阳明传播心学的效果很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王阳明“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也就是说，王阳明没有固定的传播套路，他能够根据具体的场景，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而这种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致良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