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研究：以心传心的钱德洪

在阳明先生心目中，最理想的传播方式是以心传心。文字传播、言语传播和行为传播都是“有所待”（借用庄子语）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来实现传播。“有所待”便会有走作，便会有执着，都不是理想的传播境界。以心传心不需要（或者很少）借用媒介，直接进行心灵交流。王阳明说：“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338］要受众明得“自家的本体”，这也是以心传心。印度电影《我的那个神啊》，其中讲到外星人通过身体接触，将心中所思准确地输送给对方，不担心任何的词不达意或误会曲解的发生。这可以称得上是人们对于以心传心的传播方式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

佛祖与迦叶尊者的“拈花一笑”，也可以算得上是以心传心［339］。阳明先生谈论以心传心，多是借用佛教故事。有一次，一个朋友拿一个佛家故事来问阳明：“佛家以手指显出，问曰：‘众曾见否？’众曰：‘见之。’复以手指入袖。问曰：‘众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此义未明。”阳明先生回答说：“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实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功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340］《传习录》还有一处，记载王阳明谈论“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的一段话［341］，大致意思与此相同。王阳明所说的手指或者尘尾，都是借指人的“良知”。不管见到手指或尘尾也罢，没有见到手指或尘尾也罢，“良知”人人自有，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体认“良知”，它就时时在我们生命中。王阳明说这两个佛教故事，内涵丰富，但都表达了他的以心传心的理想。

在王阳明看来，真要做到以心传心，首要条件是传者与受者要有性分上的契合。王阳明说：“往往见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为彼盖苟合于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窃叹悯。”［342］所谓“性分之契”，就是指趋向要相同。王阳明说：“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343］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相同，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何况是人？退一步说，要是大家都一模一样，那也就用不着传播了。人与人之间只要趋向相同，都是要成圣成贤，至于成圣成贤的途径和方法虽有不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双方奔此目标着实前进，在实践中自会达到一致，因为“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于此，虽百虑殊途，同归一致”［344］。这就是以心传心。

以心传心实际上是要受者“自得”。王阳明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345］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指人的“本心”。要想识取“本心”，听别人怎么说是没有用的，需要自家体认。后来的黄梨洲也曾说：“古人之于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自得之也。如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346］“自得”就是以心传心。

孔子与颜回之间算是以心传心。孔子称赞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孔子给颜回上课，孔子讲到哪里，颜回就知到哪里。此时的颜回全神贯注，唯孔子之讲是听。唯有如此，颜回才会“不违，如愚”。等到孔子私下里观察颜回的言行，发现颜回的说话做事，对于孔子都有启发。为什么颜回所作所为对孔子都有启发？因为颜回已将孔子所讲的东西，都红炉点雪一般化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在自己待人接物中无非就是尽自己的“良知”。从某种角度来说，颜回是创造性地在应用孔子学说，所以对孔子也会有启发。可以说，颜回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https://www.xing528.com)

王阳明与湛甘泉之间也有以心传心的味道。湛甘泉比王阳明年长几岁，他们都有必为圣人之志。在王阳明34岁的时候，二人在京城“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347］。自此以后，二人维持了二十多年的学术交流，一直到阳明先生辞世。二人学术相互影响，很难清楚界定谁是传者，谁是受者。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王阳明受湛甘泉的影响多一些，后来可能是湛甘泉受王阳明的影响多一些。二人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如王阳明采信《大学》古本，湛甘泉遵从朱注本《大学》；王阳明提“致良知”，湛甘泉提“处处体认天理”。就这些不同之处，二人开始是采用言语和书信交流，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王阳明后来在一封写给湛甘泉的信中如是说：“向在龙江舟次，亦尝进其《大学》旧本及格物诸说，兄时未以为然，而仆亦遂置不复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当释然于此也。乃今果获所愿，喜跃何可言！”为什么湛甘泉会有这样的转变呢？王阳明解释说，是因为人人具有“良知”，“此则于吾所固有，无待于外也，偶遗忘之耳；未尝遗忘也，偶蒙翳之耳”［348］。到后来，王阳明与湛甘泉几乎就是以心传心了。王阳明说：“吾与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斯于斯道，毙而后已者。”［349］

分析王阳明讨论传播方式的文字，我们知道他是主张言语传播优于文字传播，行为传播优于言语传播，以心传心优于行为传播。钱绪山在《阳明先生文录序》中将此番意思一并说出来了。他说：“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欲未涉，圣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陈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会，不逆于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之谓意教。中古之民，风气渐开，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圣人者出，则为之经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于政化之中，各足其愿，日入于善，而不知谁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后圣王不作，皇度不张，民失所趋，俗非其习，而圣人之意日湮以晦，怀世道者忧之，而处非其任，则哓哓以空言觉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于以言则难矣！……空言动众，终不若躬见于政事之为易……然而三千之徒，其于夫子之言也，犹面授也。秦火而后，掇拾于汉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后之儒者复以己意臆说，尽取其言而支离决裂之。”［350］钱绪山这里所谓“意教”，即是以心传心；所谓“政教”，即行为传播；所谓“言教”，即言语传播；秦火之后的经书是文字传播。钱绪山这段文字也表明文字传播不如言语传播，言语传播不如行为传播，行为传播不如以心传心。

阳明心学所论四种传播方式之优劣，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到了具体情景当中，不同的传播方式各有优胜。譬如说，文字传播虽然有种种局限，但对于距离遥远、不易相见的人来说，在王阳明那个年代，这也是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因此，王阳明也多次鼓励自己的学生与他通过书信来探讨心学。再譬如说，以心传心固然好，但需要的条件也很苛刻，王阳明觉得不可轻易提及。钱绪山与王龙溪曾有一个争论，是有关师门教法。钱绪山主张“四有”，王龙溪主张“四无”。王龙溪的“四无”说实际上就是以心传心的教法。王阳明虽然没有否定王龙溪的“四无”说，说是可以用来接引利根之人。但是最后他还是郑重其事地推荐“四有”说，对于“四无”论，他说：“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351］由此可见，对于传播方式，王阳明还是主张要面对具体场景，选择最合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