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研究：阳明心学传播

在阳明先生看来，文字传播不如面对面的言语传播。阳明先生与罗整庵［292］学术上有分歧，双方均力争要说服对方，他们有多封书信往来。阳明先生在信中说：“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而且在信的末尾，他还一再请求：“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293］阳明先生写信给王天宇时，也说：“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岂笔端所能尽已！喜荣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滨，谋一夕之话，庶几能有所发明。”［294］阳明先生还说：“书札往来，终不若面语之能尽，且易使人溺情于文辞，崇浮气而长胜心，求其说之无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贤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295］阳明先生的学生建议将先生的《大学或问》笔录成文，阳明先生却担心这是“藉寇兵而赍盗粮”［296］。由此可以看出，阳明先生认定文字传播不如面对面的交流。

文字传播不如言语传播，以阳明的意思，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人在进行言语传播时，常配以肢体、眼神、语气等，人的“精神意气言笑动止”也参与了传播，而文字传播只能传一个“形状大略”。阳明先生说：“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297］由此可见，文字传播没有言语传播那样丰满。西方学者艾伯特·梅热比曾提出一个公式，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沟通双方互相理解=语言（7%）+表情（55%）+语调（38%）［298］。语言可以转换成文字，而表情与语调就很难转换成文字，从三者在互相理解中所占比例，就可以知道，文字传播的效果不如面对面交流。

其二，传播者在进行文字传播时，总是要字斟句酌，难免在结构上钻研，在文辞上修饰。受众在接受文字时，也容易在文字上着相。正如阳明先生所说：“书札往来，终不若面语之能尽，且易使人溺情于文辞，崇浮气而长胜心。”［299］而且面对面言语传播，毕竟有一个现场氛围，还有一些肢体语言可以作为参照，传播者就是有意要“慎言”，也仍然会透露出几分真象。因此，文字传播没有言语传播那样真实。

其三，言语传播是鲜活的、流动的，传播者会根据受众的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传播者与受众的对话可以逐步深入。而文字传播有滞后性，且受书写篇幅的限制。阳明先生反复叮嘱学生说：“某些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300］因此，文字传播没有言语传播那样方便。

其四，言语传播会营造一种氛围，最容易感动受众。周静庵［301］曾说：“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302］因此，文字传播没有言语传播那样有效果。

钱绪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到：看文稿不如当面请教好。他说自己跟随阳明先生七年，“有疑义，即进见请质。故乐于面炙，一切文辞，俱不收录。每见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时精神鼓舞，歉然常见不足。以是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非欺我也。”［303］和钱绪山重视当面的请教相同，程明道也强调过面授的重要性。书上记载：“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304］

阳明先生重视言语传播，尤其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流。他对远在京城的朋友说：“诚得相聚一堂，早晚当有多少砥砺切磋之益！”［305］他对中天阁的学生说：“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306］他还反复强调：“学问之益，莫大于朋友之切磋，聚会不厌频数也。”［307］这些肺腑之言都是在强调一个意思，定期的朋友相会是非常必要的。反过来说，若是离群索居，不与朋友交流，便有极大的危害。阳明先生说：“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308］他还说：“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309］(www.xing528.com)

阳明先生指出朋友相聚的目的，“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310］。朋友相聚一起相互交流，是为了共同提升生命境界。阳明先生的这种说法，与儒家经典精神遥相契合。《论语》早就提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孔子对于那种“言不及义”的聚会，曾提出过严肃的忠告［311］。

阳明先生还指出朋友交流应该持有的态度。他说：“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312］这是说朋友交流要虚心宽容，尊重他人。有一次王汝中、黄省曾陪伴着老师，阳明先生握着扇子对他们说：“你们用扇。”黄省曾当时就站起来，连忙对先生说：“不敢。”王阳明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313］这是说朋友相会要能放得开，不能拘谨，大家要坦诚相见。总之，朋友相聚是本着交流修学的心得而来，不应存有其他多余的想法，这本身就是在学术传播中“致良知”。

阳明先生希望学生当面提问题。他说：“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己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314］由学生很少提问，进而说到学生没有用功。阳明先生所说的用功是指在心体上用功。心体细微，不可泛泛而言，人只有真实用功，才能有所见，也才能有所问。

阳明先生指出相互责善的好处。他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315］阳明此言，与程明道所言异曲同工。程明道对吴师礼说：“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316］

阳明先生还曾谈到孔子与颜渊之间的传播问题。学生问：“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阳明先生回答说：“亦是实话。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317］这段师生对话颇有意味。阳明先生非常希望自己的学生对自己多多发难。师生往返辩论，不仅可以解决了学生的疑问，而且对老师也是一种激发，对于心学的发展也有助益，正如他曾说过：“始知古人相与辩论穷诘，亦不独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学于天下耳。”［318］

阳明先生去世以后，阳明弟子在大江南北举办很多阳明心学的讲会。表面看起来阳明心学的传播活动轰轰烈烈，但是钱绪山、王龙溪通过考德问业，发现“精进者寡，因循者众”，究其原因是“忽实修而崇虚谈”。邹东廓认为这样传播阳明心学，“上以贻玷师门，而下以疑误后学”，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自今以往，共订除旧布新之策，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凡乡会之日，设先师像于中庭，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与虚心稽助，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尽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德业则直书于册，庆以酒；过失则婉书于册，罚以酒。显过则罚以财，大过则倍罚，以为会费。凡与会诸友，各亲书姓名及字以生辰，下注‘愿如约’三字；其不愿者勿强其续，愿入者勿限。”［319］以邹东廓的设想，志同道合者面对面交流，首要本着自愿、真诚的态度，所谈论的内容要句句落在实处，然后才能真正达到传播心学之目的。

阳明心学重视言语传播，但言语也只是一种工具，其目的还是要使受者能够“自得”。钱绪山曾说：“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虽六经千圣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鱼兔，鱼兔真而筌蹄非真也。”［320］言语只是借用来传播心学精神的工具，如果受者执着于言语，那就反而丧失其本来面目。故钱绪山说：“至道非以言传，至德非以言入也。”［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