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一般都重视文字传播。有学者说：“文字传播是其他语言、手势、肢体动作传播所不能比拟的。汉字象形、假借、形声的表达方式，对传播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272］阳明先生并非不重视文字传播。在阳明那个时代，文字传播主要包括书籍流传和书信往来。每次有新加入者前来学习，阳明先生必借《大学》、《中庸》首章，加以指点，使新加入者很快掌握圣学的入门工夫。在起征思、田之前，阳明先生通过口授，特地让钱绪山整理成文字，这便是《大学问》的由来［273］。以前学生多次请求先生将《大学问》录成文字，但阳明先生说：“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274］后来阳明先生为什么愿意让钱绪山将《大学问》整理成文字呢？大概此时他认为，自己身体大不如以前，又要主管许多的军政要务，传播心学之事必须放手让学生去做。担心学生传播心学会出现走样，让钱绪山将反映阳明心学基本精神的《大学问》整理成文，使学生在将来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可资凭借的定本。
《王阳明全集》收有阳明先生与他人来往的书信。他在写给周道通的信中说：“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275］他在写给聂文蔚的信尾，特别提到：“惟濬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276］他在写给安之的信中也提到：“聊往数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277］按理说，书信属于私人往来的文字，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质。但阳明先生写给朋友的书信，多是探讨心学问题，他让学生们将信相互转录，并且说这是“一体之好”。由此可见，阳明也非常重视文字传播，毕竟文字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可以使阳明心学传得更长久，播得更遥远。
阳明先生对于文字传播非常谨慎。钱绪山说，嘉靖丁亥（1527）年四月，邹谦之被谪贬广德，要将所录的先生文稿刻板印刷。阳明先生制止他说：“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278］阳明是担心，用文字来传播心学，接受者很可能只关注文字，而忽略文字所传递的心学精神。何况阳明先生的文学表现力本来就非常了得，他22岁时写《来科状元赋》，时人惊为“天才”，而且有忌讳者说：“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279］后来在邹谦之的一再要求之下，阳明先生从自己的近稿中选取三分之一，标上年月，让钱绪山加以编辑。他还特地写信说：“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由此可以看出，阳明以文字传播目的是为了“明道”，以年月编次，是为了“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280］；不分文体，是担心受众执着于文辞体制。
阳明先生非常清楚文字传播的局限。首先，以文字来传播的书籍有不少是不可靠的，即使被称为“经”的典籍，也有后人掺入的成分。阳明先生说：“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281］至于《诗经》，孔子所删定的三百篇，本来“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但是后人所看到的其中的《郑风》、《卫风》明明多是“亡国之音”，阳明先生便断定这必是“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282］。阳明先生非常赞同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观点［283］。(www.xing528.com)
其次，就是古代圣贤传下来的文字，在传播上也有局限。阳明先生说：“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284］这里明确地指出文字在传播中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文字只能“写真传神”，“示人以形状大略”，并不能全面地准确地传达传播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古人说“书不尽言”（《周易·系辞上》），描绘的就是这种窘境。程伊川也说：“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285］按照阳明先生的意思，真正的经书所传播的也只是古代圣人的影像而已。而后来注经者又对这个影像进行了加工，距离圣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愈来愈远。
正是由于文字在传播中有局限性，所以王阳明提醒受众在接受的过程中，要依靠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这一局限。有人问看书看不明白怎么办，王阳明说：“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是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286］他还说：“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287］《四书》、《五经》是先圣传达自己的心体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人也只要在自己心体上用功，心体工夫到了那一步，就没有读不懂的古人典籍。
当内心体会与圣人之言有所抵触的时候，王阳明告诫人们，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88］阳明此言几乎就是释惠洪之言的发挥。释惠洪说：“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289］这是明白地宣示：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不在圣人的格言，而是人的“良知”。因此，阳明提出自我反省比笃信圣人更加可取。他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290］笃信圣人是相信他人，反求诸己是自信。其实程伊川也强调自信。他说：“信有二般：有信人者。如七十子于仲尼，得他言语便终身守之，然未必知道这个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学者须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夺亦不得。”［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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