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研究：从阳明心学传播者的角度看话头提炼

阳明先生提倡简切的传播原则，集中体现在他对“话头”的提炼上。关于“话头”，有多种理解。以笔者看来，王阳明所说的“话头”，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话把儿”、“话柄”。思想家喜欢用一两个字，来提示自己的学术，旗帜鲜明，令人一望便知学术的特色，这就是话头。王阳明说：“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240］由此可见，王阳明是经历一番过程，最后才将话头敲定为“致良知”三字。研究王阳明的话头之变，对于今人的传播实践真是大有裨益。

梁任公谈到话头时，曾说过：“正如现代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之‘喝口号’，令群众得个把柄，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则成功自易。”［241］这就是说，宣传家重视话头的提炼，是为了提高传播效率。

黄梨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242］黄梨洲所谓的“宗旨”，大约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话头”。传者用来概括自己学术的一二字，是经过千辛万苦磨洗出来的，所以“是其人之得力处”。有这一二字作为统帅，学术内容便归入系统。受者也可以根据这一二字，直契传者的精神实质，进而掌握其学术全部，所以“是学者之入门处”。黄梨洲这一番话，将话头如何提高学术传播效率说得一清二楚。

宋明学者大都重视话头的提炼。如程明道提出“识仁”；杨慈湖提出“不起意”；朱子提出“敬义夹持，诚明两进”；陈白沙提出“静坐以窥端倪”；湛甘泉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等等。宋明学者如此重视话头的提炼，大概是师法孔子。孔子曾以“思无邪”三字来概括《诗经》三百首［243］。有学生曾问阳明先生：“‘思无邪’一言，如何盖得三百篇之义？”他回答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244］孔子用“思无邪”来解说《诗经》，从某种程度来说，方便了读者去掌握《诗经》的精神，也促进了《诗经》的传播。

王阳明传播心学，先后提出过三个话头。钱绪山说王阳明：“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于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245］对于绪山先生这番话，学者颇有不同看法［246］。在此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即钱绪山为何要以“龙场悟道”为界，将王阳明的“为学”与“为教”严格地区分开来？

笔者以为，所谓“为学”，是王阳明自己学如何做人；所谓“为教”，是王阳明教他人如何做人。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也曾教他人如何做人，但彼时他对圣人之道毕竟没有彻悟，所传播的内容很难说是自己的东西，故钱绪山不提王阳明彼时的“为教”。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在学如何做人的路上，肯定有一个精进的过程。他说：“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247］这说明他在“龙场悟道”以后，“为学”并没有停止。但是此时王阳明毕竟悟到圣学真谛，以后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过是要做到娴熟而已。王阳明曾有房子之喻，他说：“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248］据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龙场悟道”之时，为学的大的格局与基本的方法已经确定，以后的为学工夫无非就是精打细磨而已，故钱绪山不提王阳明此时的“为学”。

钱绪山提出王阳明“为教”有三变，即“知行合一”、“静坐”和“致良知”。有学者认为这种提法不伦不类，说：“德洪恐怕并未意识到，‘静坐’作为功夫，怎能与作为圣门主旨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阳明在千死百难中‘体贴’出来的本体论命题相提并论呢？”［249］其实在笔者看来，“知行合一”、“静坐”、“致良知”都是王阳明曾经用过的工夫。此三种工夫相互涵摄。只是由于着眼点不同，故有不同的提法。“知行合一”、“静坐”、“致良知”是王阳明传播心学的过程中先后提出的三个话头。海外学者秦家懿先生说：“‘三变’指阳明在不同时期讲学的要点，故所变亦不妨宗旨。”［250］此言颇中肯綮。

王阳明在“天泉证道”时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251］由此人们似乎可以发问：“四句教”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话头，为何钱绪山没有提及？笔者以为，“四句教”只是“致良知”的展开。相比较而言，“致良知”更适合作为话头。因此，笔者根据钱绪山的说法，认为阳明先生传播心学先后采用三个话头：龙场悟道以后，在贵阳书院王阳明首提“知行合一”；两年后，他改提“静坐”；到江右后，专提“致良知”。

王阳明在传播心学过程中，为何会有这样的话头之变？梁任公说：“口号之成立及传播，要具备七种标准：一是语句要简单，二是意义要明确，三是内容要丰富，四是刺激力要强大，五是法门要直截，六是不要含宗教性，七是不要带玄学性。”［252］众所周知，梁任公不仅是政治家、学问家，而且也是出色的传播家。他所提出的有关宣传口号的七个标准，是颇有见地的。我们依据此七项标准，来考察王阳明传播心学的实际情况，就知道了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为教三变”。

前文已说过，王阳明龙场所悟就是“知行合一”。他要传播自己的心学，当然是要打出“知行合一”这一旗号。这是因为：其一，主人在招待客人时，总是要拿出自己最拿手的菜。“知行合一”是王阳明“自百死千难中得来”，自然也是他最得意最拿手的东西。其二，关于“心即理”、“吾性自足”等概念，前人均有提及，王阳明如果以这些作为口号，刺激力不强大。其三，王阳明传播心学，是要教受众如何去用功夫，而“心即理”、“吾性自足”等偏重于理论，玄学意味重。其四，此时王阳明生命中已有了对于“良知”的感知，因为“知行合一”本身就含有这层意思。只是此时王阳明虽有此意，却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他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字不出。”［253］其五，一般人都是遵循朱子的“先知后行”，将“知行合一”作为宣传口号，便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因此，王阳明第一次出来讲自己的心学，当然是要讲“知行合一”。

但是在传播过程中，令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如此传播，效果并不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是本体之“知”，而我们一般人都习惯于“心里知道”的“知”，此两者不在同一频道上。一般人看到或者听到“知行合一”，都会用心理之“知”去理解“知行合一”之“知”，那自然就误会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作为一个口号，符合上面梁任公提出的七条标准中的六条，就是不符合第二条“意义要明确”。尽管王阳明“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254］，但是一般受众甚至包括他的学生，还是不能真正地理解。王阳明后来也知道自己在传播心学上所犯的错误，他说：“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255］(www.xing528.com)

后来王阳明改提“静坐”的话头。王阳明提出“静坐”话头原因有三：其一，“静坐”有实效。王阳明自己正是由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256］，而后获得龙场悟道。“静坐”正是王阳明的“得力处”，故而他要提出，给学者作为“入门处”。其二，正是激于“知行合一”话头的表意不明确，王阳明才提出“静坐”。“静坐”作为传播话头，语句简单，语意明确，这是显而易见的。钱绪山记载，阳明师生“每临坐，默对焚香，无语”［257］。可见，“静坐”几乎是阳明学派的必修课。其三，“静坐”作为一个话头，其后面有着丰富内容。王阳明教人静坐，当然不同于佛、道的打坐。他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258］佛、道的打坐，就是要人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王阳明要初学者静坐，是要排除私心杂念，心静以后还要省察克治。省察是要省察“天理”，克治是要克治自身不合“天理”之处。静坐就好像将镜子擦亮，然后人去看着镜子来美容。因此，王阳明提出“静坐”口号，其实静坐后面有着丰富内容，是“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可以“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259］。

按照王阳明所教的方法去“静坐”，确实很有效果，钱绪山就有切身的体会。他说：“德洪自辛巳冬始见先生于姚，再见于越，于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头处。同门先辈有指以静坐者。遂觅光相僧房，闭门凝神净虑。倏见此心真体，如出蔀屋而睹天日，始知平时一切作用，皆非天则自然。习心浮思，炯炯自照，毫发不容住著。”［260］由此可见，钱绪山就是由静坐而真实地体验到“良知”。

将“静坐”作为传播口号，也有不好的方面。其一，刺激性不强大。佛、道两家都提倡静坐。儒家学者也有不少提倡静坐的工夫，如宋代程伊川、李延平，明代的陈白沙等，都是提倡静坐的工夫。王阳明再提“静坐”，受众没有什么新鲜感。其二，容易走偏。正是由于佛、道也提倡静坐，有些学者因为修习静坐，渐渐地坠入佛、道而不自知。阳明先生说：“吾昔居滁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261］其三，产生弊病。静坐还有更严重的弊病，就是遇事六神无主。王阳明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262］

王阳明最后提出“致良知”的话头。他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263］由此可见，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的宣传口号，是他在传播实践中逐步得来的。

以“致良知”作为传播口号，完全符合梁任公所提出的七项标准。“致良知”语句简单，意义明确，内容也丰富。受众一接触到“致良知”，自然就要发问：何谓“良知”？如何“致良知”？真要去“致良知”，就要了解“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264］。“致良知”三字的刺激力强大。《大学》里有“致知”，孟子讲过“良知”，但“致良知”三个字却是阳明先生第一个说。受众大都喜欢猎奇，容易被新名词吸引。而且王阳明还说过，人能致得“良知”便是人，不能致得“良知”就是禽兽［265］。这就是传播学上所讲的“恐惧诉求”，最能刺激受众的心理［266］。“致良知”作为修身方法直截了当，人人身上都有“良知”，个个可以当下认取。人人都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大小，去致自己的“良知”，都有直截下手处。“致良知”不含宗教性，与迷信鬼神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带玄学性，不需要讲什么深奥的道理，浅显易懂，普通人一听就能领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与其说王阳明“致良知”话头完全符合梁任公提出的七项标准，不如说梁任公正是以王阳明的“致良知”话头为范例，然后概括出了那七项标准。

王阳明经过多年在传播心学的实践中摸索，最终找到了“致良知”三字作为自己的宣传口号，他自己对此也感到非常满意。他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直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267］他还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268］

王阳明传播心学的话头之变，对我们今天的传播实践，至少可以有三点启示：第一，传播者实有诸己，然后才能传之于人。王阳明曾说：“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269］王阳明的意思是说，只有具备“实德”的人，才能去传播圣贤之学；“实德未成”之人去传播圣贤之学，只会招来“世俗之谤”，反而不利于圣贤之学的传播。王阳明提出的三个话头，都是他从自我修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都是他自己觉得真实有用，然后才积极地向他人传播。如果王阳明没有“自得”，他也提不出来这样的三个话头。

第二，传播者心中要有受众在。任何传播活动，最终都是指向受众，都是导向受众的理解。因此，阳明学派提出传播“皆为未悟者设法”。钱绪山说：“古人立教，皆为未悟者设法，故其言简易明白，人人可以与知而与能。而究极所止，虽圣人终身用之，有所未尽。盖其见道明彻，先知进学之难易，故其为教也循循善诱，使人悦其近而不觉其入，喜其易而各极所趋。”［270］王阳明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他的“自得”，他对“知行合一”洞若观火，但受众不容易理解。后来他一改再改，专提“致良知”。“良知”人人俱有，个个可以当下认取，这就大大方便了受众的接受。这些改变，说明王阳明在传播心学过程中，始终心里装有受众。

第三，在传播过程中“致良知”。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他全身心地投入传播心学的过程中，传播活动本身就是“致良知”。在王阳明看来，人的“良知”自有高下之分。如他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271］由此可见，童子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当有分别。王阳明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的话头，也是他当时的传播“良知”只到这一步。在传播心学的实践中，他始终保持自己对传播的敏锐性，他的传播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他的传播“良知”也不断提升。“良知”自能知是知非，自能为是去非。他一改话头为“静坐”，再改话头为“致良知”。王阳明最终选择“致良知”的话头，也是他在传播心学活动中“致良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