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传播：简切之道

阳明先生认为，传播最要紧的是简切。所谓简切，就是简单明了，并且切实可用。阳明先生说：“今之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199］当官者想要引导民众践行礼仪，制订详细完备的礼仪规范并不是什么难事，难得的是将礼仪规范说得简单明白，使民众操作起来方便可行。

阳明先生还说：“凡刻古人文字，要在发明此学，惟简明切实之为贵；若支离漫说，徒乱人耳目者，不可传也。”［200］在阳明先生看来，传播无非就是要“发明此学”，也就是要发扬光大成圣成贤之学。因此，传播一定要简明切实，用简明的语言将圣贤之学讲清楚，让受众去切实受用，这就足够了。如果喋喋不休，废话太多，只会使受众摸不到头脑，反而达不到传播的目的。程伊川也曾说过：“言贵简，言愈多，于道未必明。”［201］王阳明说：“才略、谋略、方略、经略，古人皆谓之略，略则简而繁，可胜大事。因略致详，随时精进而已，何难之有！若务于详，鲜有能略者。盖不患不能详，而患不能略也。”［202］

阳明先生看了湛甘泉寄来的《学庸测》，他说湛甘泉：“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务为简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203］湛甘泉“节节分疏”，是怕别人不明白，也是他苦口婆心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节节分疏”，正应了程伊川说的一句话：“欲言精微，言多则愈粗。”［204］他“语意务为简古”，是执着于语言风格的模拟，而忽略了传播的本质。阳明先生建议“浅易其词，略指路径”，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越简单明白，受众操作起来就越容易，传播的效果也就越好。圣贤之学最关键是要“自得”，只有受众自思而得之，然后才会在实践中去自觉运用，这才是完成了圣贤之学的传播。

钱绪山说：“今吾师之殁，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不趋一，师门之教不宣也。”［205］阳明先生去世以后，阳明弟子都在尽力地传播阳明心学，但是传播的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钱绪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条，即实践不力、多言之病和归趋不一。这三种原因其实是前后一贯的。正是由于实践不力，对阳明心学见得不真，所以讲起话来抓不住要害，废话特别的多，越想说清楚，越是说不清楚；也正是由于说得太多，大家传播阳明心学不能统一，造成受众无所适从，传播效果自然不好。

钱绪山还说：“夫传言者，不贵乎尽其博，而贵乎得其意。得其意，虽一言之约，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则泛滥失真，匪徒无益，是眩之也。”［206］所谓“得其意”，实际上就是得到阳明心学的精神。不经过真实地践履，又如何得到阳明心学的精神呢？

阳明先生主张传播心学要简切，与他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目的有关。他所要传播的是心学——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他传播的目的不仅是要受众获得心学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受众听了以后，有所激发，有所感悟，然后自觉地去进行道德实践，真正能致自己的“良知”。心学修身的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直接。阳明先生说：“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207］这是说，人在进行道德实践时，指令越简单明白，操作起来就越切实可行。操作越简单切实，做起来也就越容易。阳明还说：“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208］这是说，人在传播心学时，越是多说话，反而越是说不清；越是说得多，反而淹没了真理。钱绪山有两句诗，也强调这一层意思：“见影思立圭，植根贵删繁。”［209］“见影思立圭”，是指人在日常应用中要“致良知”；所谓“植根贵删繁”，是指人“致良知”就是让“良知”呈现即可，就是如此简单直接。

阳明先生提出传播要简切，在孔子那里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阳明先生说：“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210］在阳明先生看来，孔子创立儒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人“存天理，去人欲”。关系到“存天理，去人欲”，孔子才会说一些话。学生有相关的发问，孔子才会发表一下意见。其实孔子是不肯多话的，他是害怕别人专在言语上着了相，而不去实地里用功。阳明先生反复强调圣人的这层意思，他说：“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教差了。”［211］

阳明先生提出传播要简切，是针对当时“文盛实衰”的现实。与简切相反的就是“文盛”。所谓“文盛”主要有下面三种表象：

其一，追求广博的知识。有些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要想成为圣贤，就需要拼命地从外部获取知识，并以见多识广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朱晦庵的著述和他的学问，容易启发人走上这条道路。钱绪山的求学历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古人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心劳力拙。更要命的是，这样获取的知识越多，对于人“致良知”的障碍也就越多［212］。

其二，解释经书广征博引。阳明先生对古代拟经与著述有过一番评论。拟经就是模拟经书。隋代有一位学者叫王通［213］，模拟经书常遭后人非议。而阳明先生却独排众议，认为秦汉以后，文献日繁，取法孔子，录其近似之说而表彰之，其事未可以加以非议。因此，续六经不算僭越。他说：“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214］还有一次谈到王通拟经时，阳明先生沉默很久，然后说：“更觉良工心独苦。”［215］著述是对经书作注解。早在王安石，就指出拘泥于“传注”的弊病。他说：“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者意。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则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216］而朱子特别重视注解经书的工作，几乎遍注《四书》、《五经》及古代重要典籍。阳明先生认为：“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217］从阳明先生对拟经与著述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阳明是同情拟经而批评著述。阳明先生同情拟经，因为经书语言生动流畅，模拟经书至少在语言形式上比较简洁，所以阳明说“切深有取于其事”。而且模拟经书多少会有一些创意，尽管不被常人理解，但阳明体会到“更觉良工心独苦”。阳明批评著述，因为注解经书本来是要将不明白的地方说得明白一些，让读书人通过注释达到理解经书之目的，但是中国古代注释者多于注释中添加己意，而且特别的烦琐，常常为解释经书中的一两个字动辄上万言，注释经书成为炫耀自己学问的道场，反而淹没了经书原有之意［218］，所以阳明认为使天下不能大治，著述负有一定责任。明初的吴康斋也“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219］。钱宾四先生说：“阳明学风，要人摆脱文字言说，反向自身自心上来，这一点可说与康斋极近。”［220］王学的后学韩贞听到有人寻章摘句，就生气地说：“舍却当下不理会，搬弄陈言，此岂学究讲肆耶？”［221］(www.xing528.com)

其三，纠缠于理论辨析。阳明先生鼓励学生们提问，他有一次对学生说：“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己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222］可见，阳明先生是鼓励学生提问的，学生没有疑问，他就说学生最近没有用功。确实，也只有真正用功的人，才能真正提出问题。阳明先生希望学生的提问更关注实践中的问题。有一次，学生陆原静向他提了许多问题，如“觉心”与“照心”是什么关系？“良知”有没有开端之处？……其他同学都认为：“澄善问，师善答，得闻所未闻。”［223］而阳明先生则说：“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224］所谓“知解上转”，就是理论上的辨析。可见，阳明先生传播心学，还是希望人们切实用功，而不是在知解上打转。他对湛若水说的一番话，也突出了这一点。他说：“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辞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与？”［225］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在实地里去“致良知”，没有必要纠缠于理论分析。他说：“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226］

以上三类“文盛”的表象，虽然表现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造成了“实衰”，即过分地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从而造成对人生命终极关怀的遮蔽。程伊川就直接将这些多余的废话叫作“赘”。他说：“圣人《六经》，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则生人之用熄。后世之言，无之不为缺，有之徒为赘，虽多何益也？圣人言虽约，无有包含不尽处。”［227］阳明先生指出这种“文盛实衰”的现象，对于天下治理极为不利。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228］

人类社会出现“文盛实衰”现象，自有原因。人类文化开始的时候，总是很质朴，很实在，也很简单。但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化就有了积累，繁文缛节便会多起来。人容易喜欢去追求这些繁文缛节，反而远离了自己的生命家园。在阳明先生看来，这种“文盛实衰”实在是不利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西汉有所谓“文质变救”说。西汉中期，丞相史严安上书说：“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229］“文”是指事物的外在形式，“质”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最好两者都不能有所偏废。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变救”的大概意思是：如果一种社会太“文”了，就用“质”来救；如果一种社会太“质”了，就用“文”来救。阳明先生针对当时的“文盛实衰”，也是要求回到简朴上来。他试图从孔子那里找到一些支持。阳明先生说：“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230］他还说：“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231］

秦始皇焚书，对历史文化是摧残，但阳明先生对于秦始皇此举，却有部分的肯定。他说：“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道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232］这种话也只有王阳明能讲得出来，以朱晦庵是断断不会说的。秦始皇为了一家之私利，对文化采取灭绝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秦始皇是本着明道的目的去焚毁那些反经叛道的书，那就没有什么不对了。也就是说，在“繁文益盛”情形下，需要让文化走向简切。

阳明先生传播心学确实做到了简切。钱绪山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233］钱绪山“受而录之”，这便是《大学问》。《大学问》只有区区三千余字，语言极为简明扼要，但“圣学之全功”就囊括其中［234］。钱绪山说：“《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入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阳明先生也说：“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235］

在《大学问》中，阳明先生说：“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236］有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历来学者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花了多少文字，有时还是说不清楚。到了阳明先生这里，就非常简单了。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只是一事。只要是着实用过一番功夫的人，一听便能明白。

阳明先生曾对学生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说话，虽听之亦何用。”［237］这就是说，他自己一二十年来传播心学，天天所讲的还是那些内容，他并不是依靠新奇的理论来哗众取宠，也没有依靠渊博的学识来耸耳炫目，他希望听者能够当下受用，不能只是当作一场说话。

阳明先生提出传播要简切的原则，实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相契合。有学者说：“中国既不讲求希腊式的理性，也不讲求希伯来式的神性，它讲求一种术道合一的‘术’。科学、神学或学术都不及当场见效、现场发挥的‘权术’更受中国的强者、智者的青睐与偏爱。”［238］这就是说，中国文化本质特征是简明而实用。阳明先生自称心学简易、洒脱［239］，阳明心学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呼应。阳明先生要求传播要简切，无非是要人在传播活动之中去“致良知”而已。